不能命名为“数字卦”，更不能称为“易卦符号”。总之，这些“六联体”的符号出现在商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还不是做为通神的卜筮（算卦）工具。并且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多是没有刻辞出现，既有“六联体”符号，又同时有刻辞的所占比例很少。况且一次将十几个“六联体”符号刻记在一种器物上，若认为是卜筮的记录，显然是解释不通的。如1987年9月，陕西省淳化县石桥乡石桥镇一农民在取土时挖出一西周陶罐。这一“陶罐”标本时间，被认为是西周时期。此陶罐肩部饰两周弦纹，弦纹之间又用双斜线界隔成十格，其中九格内各有一个“六联体”的刻符，另一格内有两个“六联体”的刻符，共出现十一个“六联体”符号。而对于“陶罐”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用意，有研究者则这样解释：“由于双斜线界格向右倾，从视觉心理角度看，应该向右按逆时针方向确定卦序（徐锡台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何卦为首？若从小畜卦起向右读，则十一个卦的卦名恰好构成一句祈求富贵的吉语：”小畜（蓄）否，大有夬（官），乾（钱）益大畜，解困，睽（贵）家人。”这句吉语构思巧妙，对仗工整，前后呼应，反复表达了求富贵的愿望。我们认为，这才是古人把这十一卦组合在一起的真正用意！”（选自朱兴国《三易通义》，齐鲁书社2006年11月版）
这种解释倒是有点意思，这一陶罐上刻记的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却不是卜筮的记录，应是与许愿求福有关。但这是否如朱兴国在《三易通义》里所言的那样，却有待商榷。出土陶罐肩刻的十一个“六联体”符号，若是依照今本《周易》里所用的“六联体”符号比对（依照描摹的顺序），那么，这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就与今本《周易》里“乾”、“益”、“大畜”、“解”、“困”、“睽”、“家人”、“小畜”、“否”、“大有”、“夬”（guài)所用的“六联体”符号相同。
对于这一陶罐出土的说法是“1987年9月，淳化县石桥乡石桥镇农民吴飞在镇北取土时挖出一西周陶罐。陶罐发现于地表下3米深处,出处土质混杂,土内偶见细绳纹泥质灰陶器残片和交叉细绳纹夹砂灰陶器片。据挖掘者谈,陶罐出土时口朝上,略向西偏斜,罐内容黄色泥土。这一陶罐是否是墓葬里的随葬品不得而知，其时代一般报道说是西周时期。从陶罐上的“六联体”符号的刻写组合来看，已不同于西周前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写法，即不是以“十”与“╱╲”这两种符号作为基础符号组合成的“六联体”，这陶罐上的“六联体”符号组合写法是由“━━╱╲”构成。虽然写法与西周前期不尽相同，但其意义完全一致，即还是那套符号而已。所以从这一陶罐上的“六联体”符号写法来看，这一陶罐的时代当是西周后期的东西。若是这一陶罐的制作时期，《周易》一书已经产生，那么，这一陶罐的制作者以《周易》里所用十一个“六联体”符号代表着十一个名称，隐喻着一句祈福内容意思，则是可能的。那么，按顺序则是：“乾（钱）益大畜（蓄），解困，睽（贵）家人；小畜（蓄）否，大有夬（国guai）”。这句话也就寓意着“钱财益多多的积蓄，摆脱贫困，富贵家族；小积蓄的不要，钱财多的应富可敌国”。虽然这只是个猜测，但淳化陶罐肩部界分为十格，刻写有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却不是卜筮的记录，因不可能同时为某事而十筮以上。从刻划的艺术效果来看，也不像是装饰性的纹饰。因此我们认为，淳化陶罐应是西周晚期民间使用的陶器，所刻“六联体”符号，是寓意着祈求财富的愿望。这与西周早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用意应是一脉相承的，即属原始符号拜物教的孑遗。
在西周之前这些“六联体”符号还没有成为算卦的工具，而是被作为神秘符号崇拜使用而已。不但这一陶罐上所刻的“六联体”符号就是此意，而且还有出土的西周陶簋上刻写的图画和神秘符号以及几个“六联体”符号，也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前面已举例过“西周陶簋图画”摹本，据报道“2002年7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工程建设，在洛阳火车站以南的唐城花园发掘清理了70多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其中一座编号为c3m434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仿铜陶簋，内壁腹部刻筮数、刻划符号和图象，时代为西周晚期”。这一西周陶簋内壁腹部刻上的有一幅图画和五个“六联体”符号以及五组无法知晓的“刻划符号”。从这一陶簋上刻写的“六联体”符号写法来看，已是有“━━”和“╯╰”这两个基础符号组成，这一陶簋当是西周后期的东西。而且这一刻有“六联体”符号的陶簋是出土于墓葬，作为一件随葬品，并且这一随葬品上刻写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图画和“六联体”符号以及几组神秘的刻划符号，应是与丧葬信仰有关。即象征着对死者某种寄托，犹如两汉时期贵族墓葬里的常见的汉画像石所表达着对死者的某种寄托，这当然是与鬼神迷信有关。所以这一陶簋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既不是“筮数”（数字卦）的卜筮的记录，也还不是卦符号。而是作为一种神秘符号的崇拜使用，这与崇拜神秘符号的传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