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按“序”说的顺序逻辑,这《周易》是指《易经》加《易大传》了。因书名为《周易全解》,并且“序”中已说“这本《周易全解》包括对《易经》和《易大传》的全部解释。”那么,金先生不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的《周易》是包括了《易传》。这就是说《易传》也是卜筮之书了,这又让人不可思意了。总之,金先生对《周易》的说法是个悖论。
我们再看金景芳的另有说法:“《周易》不能说不是卜筮之书。但是学《易》时也要看到,从最初的卜筮到后来《周易》成书,中间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形式上看它仍旧是卜筮之书,而从实质上看已变成一部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著作。当然,《周易》的这个思想是通过蓍与卦来实现的,并且依然把蓍与卦看成是‘神物’。然而这种神物之所以神,并不在于这个神物本身,而在于这个神物背后储藏着关于天之道和民之故的知识。当应用时,也不是认为这个神物可以前知,而是认为它可以作为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传统的以卜筮为职业的巫史是不了解的。一般人更不知道。应该说,真正了解《周易》的,只有下述两种人。一是作《易》者,而孔子在《易传》里所称道的‘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一是学《易》者,即‘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编’,著成《易传》的孔子。
《周易》之所以不易为人理解,固然在于它还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它的思想理论的高深。”(《周易二十讲》廖名春选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金景芳教授的这种说法,类似于《辞源》里对《周易》的定义说法,“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出现这种悖论,均是看到今本《周易》里的“六·九”爻式的这一外在形式所造成,不能弄清《周易》文本的改造历史。不能认清“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一书的关系。把“六十四画符号”中派生出的八卦筮术,硬往《周易》一书头上套。这是先秦巫史的作法,也是《系辞传》作者们以讹传讹说法的影响。
《周易》的外衣不是《周易》作者披上去的,而是后来史巫披在《周易》身上的神秘外衣。金先生没有看破,历史上很多易学者跟着今本《周易》以讹传讹。
金景芳说的“《周易》不能说不是卜筮之书。”“即从形式上看它仍旧是卜筮之书,而从实质上看已变成一部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著作。当然《周易》的这个思想是通过蓍与卦来实现的”。
这种悖论是《系辞传》里“《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卜筮者尚其占”的变个说法而已。看似比《系辞》“四焉”说有进步,实质没有本质区别。
总之,金教授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既然认为是卜筮之书了,还有什么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呢?把《周易》说成内容是哲学而是通过占筮的形式来实现的,更是一种有害的说法。《论语》也是哲学,为何不去通过占筮形式来实现呢?金教授还认为《易传》是孔子作的,并且认为《周易》不被人理解,主要是在于它的思想理论高深。可想金景芳在对《周易》的研究上,还有很远的距离。
笔者在“《周易》文本说”有金景芳的《周易全解》“乾卦”的举例,已知是如何解释《周易》的了。这金先生把《周易》说成是通过蓍与卦,就是占卜与算卦的方式,来实现其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实在是错误认为。正是先秦搞筮卜的史巫没有弄懂《周易》文章内容的义理,只看到外在的那套“符号”,才误把《周易》文辞当占辞篡改其文本结构形式。这部《周易》“不易为人理解”,也并不是“主要在于它的思想理论的高深”,而是在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画符号”,而被巫史所利用,而被《易》学研究者所错解,只见“象数”,无视于“文辞”,而积重难返的不再重视《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内容了。把所谓的“伏羲画”、“孔子《传》”,加添到《周易》一书里,庶蔽了《周易》,割裂了《周易》。无论学者说《周易》里蕴藏了多么深邃的哲学道理,但不能排除象数与卜筮说。还说什么这种哲学思想是通过筮卜过程而实现的,这种说法比把《周易》说成是卜筮之书更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