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周易》一书是先有”象”而后附”辞”。这种说法是以讹传讹而已。
而胡渭的《易图明辨》里考辨、易学图说，又是何意呢？既然也认为卦主”象”，蓍主”数”，那么“易学”上的各种图说，皆是卦象之产物，都是从“八卦”卦学里发展出的”象数”学，同理是受《易传》里的《系辞》和《说卦》这些“易学”影响，后封建的”象数易”学皆源自《系辞》与《说卦》里的思想，又何必考辨谁对谁错呢？谁宗谁末呢？
本身胡渭也是以讹传讹，从《系辞》、《说卦》里的讹，而考论陈抟、刘牧“图”说的讹，岂知自己又不是讹呢？本身胡渭同样认为《易》是四圣之为，又强调《易》之象数，那么考论陈抟、刘牧的“图”说，而比之“譬诸田功，圣人之《易》，五谷也，希夷之《易》，荑稗也；牧之《易》，进不可穷理以尽性，退不可养生以尽年，徒为稂莠而已矣。”
而恰恰希夷与刘牧的“图”说皆来自胡渭所认为圣人之《易》里的《系辞》与《说卦》中的内容，只是把文字意转换成图式表示而已，又怎能用种田比喻，圣人之《易》是五谷，而陈抟《易》说是夷稗呢？
而胡渭《易图明辨》也实难辨明宋时产生的“图式”真假与对否，更无意于揭示《周易》之本义。不过胡渭还可归为象数义理讲《周易》的，还是有别于象数筮术之说的。
在《易图明辨》未尾，胡渭质疑：“圣人岂专为卜筮而著一书，使天下后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龟，听命于鬼神而不务民义也哉，亭材论卜筮十则，可以箴宋人之膏盲，余故备录之而缀以管见如此。”
看来胡渭还是反对把《易》讲成是占筮的东西，但胡无法弄明白先秦筮卜与《易传》里的象数卦术理论根源，又以象数卦学之说去说《周易》，同样就陷入了传统象数释《易》的泥淖里去了。这也是以象数义理释《周易》的通病，关键是在于今本《周易》的结构体式误导的根源。
本身胡渭的“体用”易学论，也是有渊源的。
早在宋时的程颐就用“体用”关系以释《周易》里的象与辞的关系。但程颐可是被后学界里公认的里义理派释《易》者。
程颐的《易传序》里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程也强调自己在书中解释的是《周易》的辞语，从辞语中领会圣人之意。但程已然并没有摆脱《易》象占的说法，程已然是遵循《易传·系辞》里的“易学”谬误，并认为是孔圣人的话，“《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即观象与玩占，并且强调“作为本体的理和行为功用的象在根源上本是一体的，在呈现在外的象和隐微不见的理之间并没有一点点的间隔。”
这种理论本没有错，而错在人们理解与适用在《周易》里的辞与八卦卦术上的象错合一起，把“体用”之说变成了《周易》里的辞是为了占问吉凶的道理上去认识了，那就失去了对《周易》义理探讨的意义了。这无疑成了“哲学变成神学的婢女”，换言之“哲学成了筮术的婢女”，即哲学成为诠释占筮的理论了。
程颐无论如何释之《周易》里的“卦爻”辞之理，但终不抛弃象数之说，又不抛弃占筮《易》之说，可想他的义理与《周易》本义，岂不是差之毫厘，而谬之千里吗？故他释出的《周易》义理，与《周易》一书之意不是一回事。
到胡渭的“体用”《易》说，只能成为清朝时期里算命的“技术之书”在“用”学上才发挥，故清后期与民国初的数术有如此的蔚然大观。清朝越来越多的算卦（算命）之书，层出不穷，恐怕是得益于哲学上的“体用”理论的诠释吧？
无论清朝时期复兴的汉象数“易学”，还是所谓的考辩“易学”，都无法离开“象数”而说《易》理，但都不是《周易》里的义理。象数“易学”在清代是蔚然大观，至清未尚秉和与杭辛斋为止，终于在复兴的汉象数“易学”与新兴的考辩“易学”影响与应用于筮卜术（算卦）是越来越紧密了。
而尚秉和（1870－1950）却主张“象”为学《易》之本，曾全面考究汉《易》象数学的特点，使西汉象数易学“复明于世”。
尚认为学易必须寻根溯源，只有先明《周易》的占筮方法，方能进入《周易》之门。他说：“易本用以卜筮，不娴筮法，九六之义即不知何来，而《系辞》大衍一章尤难索解，春秋传所谓某卜之某卦莫明其故。故学易者宜先明筮法。”（《周易古筮考》）
尚的《周易古筮考》一书是“上自《春秋左传》、《国语》，下迄明清传记所载，凡以辞象为占而存有本卦者，概为辑录，凡得筮案一百有六则，一百一十卦，依类排列，逐一剖析，揲蓍之法遂昭然若揭。其或词义，怪奇，深奥难知者，则推求本卦，章解句释，以俾学者，洞明筮辞及旨趣，而有所遵循。”（《周易古筮考》）
“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