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明夷》里画符号“”的取象(即上卦为“坤”,取象为“地”,下卦为“离”取象为火、光明)来解释,是光明入地中,喻主暗天昏。在《彖》里也涉及到“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即箕子能在主暗于上的艰难之境,坚持正道,至死不渝。而《小象》说:“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意是指“箕子能守正义,文明是不可息灭的”。后比喻主暗于上,贤人退避乱世。
黄宗羲借“明夷”是取其义,黄宗羲就是借“明夷”以喻自己是箕子了。那么,“明夷待访”中的“待访”是等待谁来访呢?箕子等到了周武王,才献洪范九畴大计。那么黄宗羲要“待访”的名主是谁呢?是否等待清王朝的明主吗?
虽黄宗羲也同王夫之一样是一位反清保明者,初时组织抗清,但无力回天,感觉无望,后隐居起来著书立说。黄写《明夷待访录》时是54岁,即是康熙登基的第二年。他所处的时期是清王朝统治得到巩固的时期里,那么这时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是否暗含着他等待清朝的明主,访问他呢?“明”又象征明朝,“夷”又向征“满清”。自古就有“文野”与“夏夷”之说。由于异族入侵引起的鼎革之际的儒家文化意识,其集中表现就是夷夏之辩,这正是清初晚明遗民的基本意识,黄宗羲亦然。
《明夷待访录》未刊遗篇《封建》明确表达了这一意识:“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那么,他的《明夷待访录》象征着“文野夏夷”之说,那么他等待的明主是谁呢?是否让夷狄的明主来采纳他的政治学说呢?恐怕不排除清王朝的主子了。因为这也与箕子是商朝的遗民而归周向明主武王献计“洪范九畴”政治策略,其意也是相吻合的。黄宗羲抗清是早年的事情,写书时已感觉自己“老矣”,但心志未老,才写出《明夷待访录》,要使清朝的明主采纳他的政治主张,这是黄写《明夷待访录》的真实目的。其与自序所言“昔王冕仿《周礼》着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是心照不宣。
《明夷待访录》全书二十一篇,第一篇是《原君》,类韩喻的《原道》体式。
“《原君》: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由乎人之情也。
后之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为大利,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祖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遂利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
古者天下之人,爱载之君,比之如仪,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下之空名,禁人之窥司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道源于小儒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原君》篇大约九百字,而《原君》里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是核心政治命题,是孟子“君为轻,民为贵”思想的翻板。把君分为三代之君与后之君、崇尚的是三代之君,而否定的是后之君,其目的是让后之君学三代之君。黄并不反对君制,而是反对的是私君,即把天下当作私人的君主制。黄也不是无君论的思想。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与孟子的“君轻民贵”的思想是一脉相传。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君主制里的民本论。但“民本”不是“民主”,“民本”是让君看待民,如父、如天。只是让“君”以天下为公,不为利。让君主行仁德,即“内圣外王”的那套儒家民本政治学说。
实际批评君权专制是先秦儒家的传统,反对君权独断是明未清初儒者的共同认识。黄宗羲的“君”罪论,其实是儒家传统道德政治学说的继承。他揭露君之害,确实达到一种认识高度,但如何避免“君之害”呢?可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并不是民主制,已然是君主制,只是君主制里彰显民本思想而已。可民本思想是根本无法约束“君之害”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