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真是蛮正确的。若搁在现在来看,王阳明的说法是颠倒黑白,不明事非的疯话。
王阳明把程颐的义理《易》与朱熹的筮卜《易》说是一回事,同是决疑的。
“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
这正是王阳明把卜筮与义理等同看待的理论依据,这在后封建时代,就是这个理,后封建社会里确实无论讲什么义理,还讲什么占验卜筮,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后封建社会里,是“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后封建社会里是鬼神、巫术、迷信横行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时代。后封建社会里那些“义理”之说,只能助长人们更加的迷信,与失去主体的独立精神,与筮卜没有什么两样。从这个方面来看,王阳明说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实的反映出了后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世界观。但这里也别认为王阳明对帝王社会里的思想意识有了什么反思,才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说法来。其实王阳明的思维逻辑,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样是“巫术式”的。
王阳明的《传习录》里这样说:“《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又说:“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这充分表明王阳明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巫术思维里。看看这些大儒的思想,明朝走向衰败,灭亡,已成定局。
总之,到王阳明时“筮”、“理”同一说,这又是一种“高明的哲学思辩”。王阳明的“心”说,看似有点类似迪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但两者哲学思想的思维方法,所引向的结果,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迪卡尔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而很可悲的是王阳明无法享有东方哲学上的殊荣,王阳明的哲学即不能引发中国哲学上的一场启蒙与突破。而王阳明心学流弊,为后学者只能高谈心性,空喊致良知罢啦。而帝王官僚统治者已然,依旧干尽了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再次导致落后民族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一场巨大耻辱与劫难。王阳明的哲学同样不能救国与救民,同为儒学的道德政治“乌托邦”。
而明朝后期也有一位易学家来知德写了一部《周易集注》,完全继承发挥朱熹的易学思想,形成“舍象不可以言易”的“易学”认知,来知德的《周易集注》是象数学释《周易》,终于又回归到“象数易学”上去了。
到了满人建立了满人贵族统治的大清帝国,而坐拥北京城,一样的“坐北面南”统治着华夏的大江南北,虽是照搬前朝古制,当又多了个民族不平等的帝王专制。
大清帝国终于把华夏这个古老民族,奴役的遍体鳞伤,把曾是世界上的“巨人之国”,彻底的变成了“东亚病夫”。
本来同样是接受汉文化的日本岛国,把中国后儒家朱子之学做为日本国思想界里的垄断地位。而在近代西方之学传播到日本岛上时能自觉的反思与变革,在思想哲学上出现了突破,实破了朱子之学的束缚,使日本走向近代亚洲之国的前头。若不是近代以来国际战略格局体系的建立,日本侵略中国而妄想建立它的大东亚圈,认为如同满人入关建立大清国的那样易如反掌,可以顺利的完成对中国的征服与奴役。无论蒙古民族向南的征服,或是满人向南的征服,所建立起来的王朝与日本帝国梦想征服中国大陆那样,而在日本帝国眼里一样把华夏民族看成是一个病弱不堪一击的民族。而日本妄想征服中国的思维是与蒙元,满清征服中国的梦想是处于同样的思维里。但日本统治者忘记了,时空已是星转斗移,已不同于蒙、满人在大陆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时代了。日本只盯着的是北洋**的腐朽与无能,却看不到世界上那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资本帝国的身影。
若不是世界战争与战略格局新变化(已不同于冷兵器的蒙、满人征服大陆的时代了),那么日本征服中国就如同满清征服明朝那样,不知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帝国来。但可知的是日本帝国征服大陆后,决不会像蒙、满那样利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去治理其帝国的统治,即决不像元蒙、清满那样能够保留其中华文化。若被征服不但亡国,而将亡掉的是民族引以自豪的文化。因为日本不像蒙元、满清那样,而是带着他的文化(文字、语言、思想理念等)而来。而那场反侵略的战争中,中国也已不是宋朝文化下的中国,也不是明朝文化下的中国。中国人民一样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一样的经过维新变法,五四运动觉醒了起来。中国人民并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抗战,才没有被日本征服,才避免一次可怕的将会亡掉一个古老东方民族文化的劫难出现(因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这一次避免一个民族文化的灭亡,不能不承认西方英美人民建立起了世界上文明、进步的民主政治体制格式,才有效的扼制法西斯及一切反人类的暴力集团阴谋的得逞。
正是清王朝把中华民族进一步推向积弱与灾难,才招引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一度的瓜分,并招引近邻日本的觊觎,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招引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
不过要追根溯源,无论是清朝还是换成明朝、宋朝,在面对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