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纯义理派,只有象数释《周易》里的义理学说。只是在以象数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时熟轻熟重而已。
《周易》学术发展史上看,无论先秦还是后封建时期里没有所谓的纯义理派。只有一种以“象数”角度去释解《周易》的。《易传》里的《象》、《彖》、《文言》是归象数派呢?还是归义理派呢?而这些文章也是公认的哲学,即是义理,又是以义理释《周易》的文章。但那些文章是用“象”或者“爻位”、“阴阳”、“刚柔”之说来阐发《周易》的义理。就连汉朝被公认的一些“象数派”易学者,从他们的“象数”易学里看,有不少是以“象数”来探究世界道理的,而初衷并不是去阐述筮卜人事吉凶的,哪是否属于义理派呢?把王弼说成是义理派的始祖,他并没有抛开“象数”而创出什么纯义理释《易》的范式。从“易学”史而看,所谓的义理派里有“象数”,“象数”派里有义理。没有纯义理派之说,纯义理不杂象数而解释《周易》,在后封建时代代不可能诞生。
王弼实属“象数义理派”,即把《周易》视为义理一书去注释,并切是那个时代里以象数释解《周易》义理的集大成者。而象数筮术派早在西汉时期有京房建构出八卦分宫纳甲筮术已与《周易》脱钩。八卦筮术以新的内容(五行生克)面世。但“象”与“数”已然是八卦纳甲筮术里所用工具。虽然八卦纳甲筮术已不在运用《周易》里的文辞当卜辞而比类人事吉凶,但人们从骨子还是认为与《周易》分来开,还不忘说成是“《周易》八卦”。虽然也有王弼注释的《周易》,是完全从义理角度阐述,但人们还是从骨子里认为《周易》是算卦之书。而今天的一些学者说《周易》原本是筮卜之书,是由于《易传》的解释逐步改变了筮卜性质变成了哲学,那么这样可以推而广之的认为,王弼注释也是把本为筮术的《周易》释成了哲学(义理)了,那么我们看王弼是如何注释《周易》的,是如何把所谓是卜筮之书变成了儒家的义理之书的。
我们且看王弼对《周易·乾》所作的注:
“(乾)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王注)“《文言》备矣。”
(乾文)“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王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乾文)“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王注)“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来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处下卦之极,愈于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也。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
(乾文):“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王注):“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
(乾文):“九五,飞龙在无,利见大人。”
(王注):“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而何?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在人之路亭也。夫位以德兴,德从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
(乾文)“上九,亢龙有悔。”
(无注)
(乾文)“用九,见群龙首,吉。”
(王注)“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侫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
从王弼对《周易》“乾”文的注释来看,即有象数学里的“爻位”、“爻数”、“卦体”来阐述《周易》文辞的义理(当然王弼无法知道原初《周易》又是如何被篡改成“卦爻式”《周易》的历史过程)。
这是什么义理呢?自然是儒家的道德政治学说,又结合先秦“易学”上的《象传》与《文言传》释“乾文”的思想宗旨,而进一步阐述儒家的道德政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