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一面。京房奏行的“考功课”后，遭到权臣、中书令、石显（宦官）和显友五鹿充宗（尚书令）的嫉恨。这种事自然是帝王身边受庞与失宠常见的权力斗争，也是帝王专制里不是外戚当政，就是私家奴才宦官当政的必然。最后京房成为权力者争斗的牺牲品，京房自己设套（提出的考功课吏法）而被石显等反套死了。后石显等抓着机会奏皇帝让京房到一郡里推行其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实验。京房自知已回天之力，在去魏郡太守职上，月余下狱，尔后弃市（在人聚集的地方被杀头），年四十一岁。京房的死不是死于他的术，而是死于他提出的政治改革。京房的死，正体现了专制帝王时代里，精英学者的悲剧人生。京房根本不可能从“考功课吏法”上能匡正帝国的危急，整个二千多年的后封建社会里都不可能解决那种危急与矛盾。帝国里的危急不在于“考吏治”，而在于“考皇制”，才是根本出路。考吏治是治标，而考皇帝制才是治本。
而京房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候学说的人，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后，想从整顿吏治上改变国家的重重危急局面，那只能是白日做梦。京房也明智的知道只是想借着皇帝的力，推行“考功课吏法”来解决帝国出现的危急问题，若一旦让其离开皇帝身边去到一个郡里推行“考功课吏法”，就感到无比的恐惧降到头上。京房也清楚皇帝是包围在宦官与宠臣之中，随时听信他言，而改变初衷的人。京房终于应验了《系辞传》里那句经典的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京房因做事不密，而失身。
正如班固在《汉书·卷七十五》里对京房总结与评价的很有见底：“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莫著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没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景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幸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史家则能从历史观“象”中看的清楚，这一段可说是总结了西汉“象数”学的发展过程，总结论述的很是恰当。在历史家眼里那些“象数”之学是害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