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师》篇中的句子。而现通行本《周易》“师”篇中还有这句话:“师出以律,否藏凶”,这是一字不差的。《宣公十二年》里记载的事情是知庄子引用《周易》一书的文章是用来阐明事理,可不是筮卜的。《左传》记载,在宣公十二年春季发生了楚庄王进攻郑国,到夏季,晋国派军队去救郑国。这支救郑的军队的主帅是荀林父和辅佐的先榖,还有将领荀首,赵朔等,这支军队到达黄河听说郑已和楚讲和,主帅要带兵返回。而经过一番讨论,先榖却反对退兵,要自带领所属的军队渡过黄河,这就出现荀首引经据典,真对先榖的行为认为是错误的。
这里引用了《周易·师》篇中的内容,如同引用《诗》、《书》里的文章句子那样,来阐明事理。
“《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这在历史上也是记录的最早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用来阐明事物的道理。这“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90年,距离《左传》记载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筮卜已过去75年。即《左传》一书里记录的第一筮列75年后,在晋国的上层卿大夫人物是引用《周易》里文章内容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的。而《周易》“师”篇的内容就是围绕着用兵而讲述的政治道理。在春秋时,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看来是读懂了《周易》。所遇到军事问题,就引用《周易》一书里讲述战争的理论文章来阐述道理。所引用的句子内容与阐明的事理是恰到好处。《左传》里这段文章大致意思是:“荀首说:‘先榖这些军队危险了。《周易》里有这些说法,是在《师》之"临"里说:‘军队出征全凭纪律,如果治军不好,就凶险了’。执行顺当而成功就是‘藏’,反其道就是‘否’。大众离散是弱,河川阻塞就成为沼泽。有了军律,如同律已那样,所以叫律。执行不善,而且纪律枯竭了。从充盈到竭尽,阻塞而且不整齐,就是凶险征兆了。”
这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是在于说理,完全不同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是用于筮卜人事吉凶。这就是春秋时期两派对《周易》一书不同的认识。这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时,又不同于像引用《诗》里句子那样,直接称《诗》曰,或《诗》云。而在《左传》里凡引用《周易》一书的句子,则出现的是:“《周易》有之,某之某曰”这种用法格式,而不是《周易》曰;或《周易》云。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所用的称法与史巫筮卜时的称法有点相同,如《左传》里第一筮例是:“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观,利用宾于王’。”而荀首引用《周易》时说的是:“《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可这文章句子内容是出自《师》篇里,而不是《临》里的句子。这种引用时的称法与筮卜时的称法则基本相同,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决不是后人说的是筮卜是产生了变卦的那种臆测的说法,这应是一种固定的对《周易》称法,这只因是当时的《周易》文本结构所决定的了。前面在《周易》文本里,已讲述过这是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所致。即使这种结构形式的《周易》,只要看懂《周易》里文辞内容的含义,岂能认为是一部卜筮之书呢?
再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国的游吉,从楚复命回国,告诉子展说楚王将要死了。认为楚王不修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贪图进奉。游吉为阐明楚王快死的说法,就引用《周易》的句子做为引经据典为论证的依据。原文是这样记载的:“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复”篇中的句子内容,来阐明“楚子将死”道理。《周易》里的“迷复凶”,是指“迷途,不返,就凶险了。”也可解释为:“迷失方向,而不改正,就凶险了。”意思是在错误的道路上,不悔改,就是凶险的后果。游吉引用这《周易》里的话,隐喻楚王有错不知改悔,不就是快死亡了吗?这引用的句子再恰当不过了,增强了论事的说服力。这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可是两码子的事。这游吉可是郑国卿大夫级的人物,是代表郑国出使它国的外交使者。这也反映了《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的上层卿大夫眼里,是与史巫的认识不同,是被看作一部理论书籍,这在《左传》里是个泾渭分明的事情,这应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