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孙绍的处理，虽然甘宁、凌统等人觉得孙绍太过仁慈，没有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但蒋琬、潘濬、华成却是极为赞同。
而民间对孙绍的处理看法就十分统一了，那就是拥护，通过寇氏一案，长沙人普通人知道了孙绍跟以前的太守不一样，是真正为民做主的太守大人。
这也让孙绍在民间的威望进一步提升，到现在已经没有人再介意孙绍是江东人了。
当然这么做也不是没有后患，最明显的就是甘宁等提出的问题，没有斩草除根，受了重创的寇氏不可能不怀恨在心，那些还活着的寇氏族人，虽然现在敢怒不敢言，但只要有机会，他们绝对会不遗余力的毁灭孙绍。
不过孙绍却认为这些后患比起让他自己成为自己制定的规则破坏者，后果要好得多。更何况目前寇氏虽然还有不少活着的人，但是几大主家被抄没家产，已经让寇氏的财物土地损失了八成以上，剩下的寇氏最多也不过就是个小地主而已，就算心怀不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覆灭寇氏的另一个巨大收获，就是释放了寇氏霸占的佃户人口，经过统计，从寇氏庄园被释放从而增加进长沙的人口多达万余人。这些人口之前依附在寇氏门下，是不算入长沙户口的，当然也就不用缴税了。
如今等于长沙又增加了万余人口，要知道人口可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资源。
有了人口才有人种粮食，才有赋税，才有兵员，才有一切。
北方之所以一直比南方更加发达，根本原因就是北方的人口远远超过南方。
黄巾之乱后，中原战乱不休，大量的北方人为了躲避战乱逃往南方，这不仅仅充实了南方的人口，更带来了北方相对先进的耕种技术，大大加速了南方的发展。
同样江夏之乱，有四万余江夏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往长沙，被俘虏的荆南联军士卒，除了编入荆南营的，剩下的也被充实进长沙的户口，还有从豫章追随孙绍而来的几千人，加上这次寇氏解放的万余人口，长沙在孙绍入主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增加了六万的人口！
要知道长沙原本人口也不过只有十余万人口，这一次就增加了六成人口。
人口的增加从长远来看自然是好事，但突然暴增的人口也给现在的长沙带来了许多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粮食问题，这些迁居而来人们所带的粮食可是有限的，没有长沙太守府的救济，是不可能熬到秋收的。
所以要将这些人口收为己用，首先就要负责这些人接下来数月的粮食，还要及时的安置他们的居所，给他们谋一条出路，否则这些人就会沦为流民，给长沙的社会治安带来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
如果事情进一步恶化，他们甚至有可能落草为寇，一旦长沙盗贼蜂拥，那长沙不要说发展了，光是剿匪平叛，就可能将孙绍为数不多的家底折腾光。
除了粮食，这些人口的安置也需要慎重考虑，如果全部安置在一起，造成局部地区外来人口过多，很可能会引起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矛盾。并且集中安置在一块地方，也没有足够的土地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
当然如果将他们完全打散安置，也会造成这些人的惶恐不安情绪，影响当地的治安稳定，也会影响长沙的经济发展。
所以这六万人口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孙绍原本想将政务就交给蒋琬和潘濬，但此事实在关系太大，他还是忍不住参与到对这些人口安置的讨论中来。
好在潘濬和蒋琬都是真正的治政之才，特别是潘濬，他在武陵郡治理郡县的经验对现在的长沙尤为重要。
古代历史上迁民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情况是不会让居民有大规模迁移的，当然这事不是绝对，迁民固边一直是古代巩固边防的重要方法。
秦始皇曾经迁民三十万入河套平原，也曾迁民五十万南下入越，开发南方。本朝之初也曾数次迁汉民充实并州北部的云中、雁门等郡。
此事有法可靠，有例可依，所以对于饱读经书的蒋琬、潘濬二人并不是太大的难题，他们只需要借鉴先人的方法，同时稍加改动就可以形成切实可用的迁民方案。
他们经过讨论已经确定好了三个新民安置地点，一是长沙西部资水和沩水之间的平原；二是长沙城北部湘江流入洞庭湖的入口与汨罗江之间的平原；第三个地方是长沙南部漉水北部中下游的平原。
这三个地方共同点，一是远离长沙城，人烟稀少，有大量闲置的荒芜土地；而是都是在江河之间或边上，水源充足，便于灌溉。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军事影响。
这三片区域都在长沙外围的防御重镇边上，资江平原在益阳南边，魏延的荆南军驻守在此；汨罗江和湘江之间的平原就在罗县，是甘宁的驻军之所；漉水中下游平原在鹿浦县东边，是徐盛驻军的大本营。
在开垦初期可以顺便利用驻守在当地的大军，震慑新民中的不稳定人员，确保屯垦秩序；而在屯垦成功之后，这些人口就跟迁民入边一样，也会成为这些防守重镇的粮草后勤区，从这些地方向三大重镇输送粮草，不仅可以大大减少粮草在运输途中的消耗，也会由于粮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