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4年2月19日举行的开幕典礼上,胡适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又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之一。
“今天的第一届国大的第二次会议的召开,是继续维持宪法的法统,依据宪法第25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举行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作为大会临时主.席,胡适可谓是众望所归,他致开幕词这开场的几句话,便获得了全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对中国国民党推定蒋介石、陈诚为正副总统候选人,胡适表示他“十二万分的赞成”,“理由是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更能有效完成反攻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而陈诚(时任行政院长)“是蒋总统最适当最理想的助手”。
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会议开得很顺利,也很成功。如愿选出蒋介石和陈诚为第二任“总统”、“副总统”。胡适代表国民大会把“总统当选证书”颁发给蒋介石。
3月22日,胡适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蒋总统的当选连任,表示百分之一百的赞成,今后六年,是国家民族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只有蒋先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蒋先生肯负此项重大的责任,表示万分的钦佩和感谢。”
胡适这次回台北参加“国民大会”,可算为台湾当局出了大力。返美以后,蒋介石于7月16日聘请胡适担任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是个很显赫的职位,而主任委员是由“副总统”陈诚兼任。
1957年9月,胡适又奉蒋介石政府的委派,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胡适发表了题为《匈牙利叛乱在中国大陆的反响》的演说,攻击中共政权,要求联合国大会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这一时期,在国共两党的争斗中,胡适已经是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国民党的一边。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胡适与蒋介石关系的蜜月期。
此时的胡适,也越来越想离开美国回台湾,他的想法是:在台北南港借一块地,他自己出钱盖一所小房子。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丰富图书,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国思想史》、《中国白话文学史》。
此事传到蒋介石耳中,他早就想让胡适回到台湾,蒋对外表示,非常欢迎胡适回台湾定居,他愿意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版税所得,给胡适在南港盖一所房子,用不着胡适自己出钱。
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以“总统”身分发布明令:“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呈请辞职,应予照准。此令。特任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此令。”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简称“中研院”,是中华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最高机关,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中研院院长一职出缺。为使中研院的工作不致因蔡元培去世而瘫痪,继任院长人选很快便被提上议事日程。中研院院长虽然是个没什么油水可捞的职位,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学界领袖,为天下儒林众望所归。所谓名声显赫,在读书人中还是很有分量的。当时有意于这个位置的大有人在,一场院长位置的争夺,随即在大后方拉开了序幕。
中研院此时还未实行院士制度。当年,在蔡元培、杨杏佛、傅斯年等人提议下,在中研院设立了一个评议会。这个评议会除负责联系国内外各研究机关、决定院内的一切大事外,还有推举院长候选人的权力。评议会以院长为议长,以中研院各研究所所长及主要研究员、部分科教界杰出人士为评议员。设秘书一人,负责日常事务。这个评议会其实就是后来院士制度的雏形。
按照章程规定,中研院院长实行提名制,即由评议会评议员通过投票方式,选出三位候选人呈报中央政府,由国民政府在三人中指定一人任中研院院长。
蔡元培先生葬礼结束后,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中研院总干事任鸿隽、前总干事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等人经过商议,通知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中研院院长人选。当时,身为评议员的蒋梦麟、傅斯年、陈寅恪、陶孟和、李济、竺可桢、李四光等人大部分都在西南大后方,他们接到通知后便先后来到了山城重庆。
因为蔡元培担任院长之前是北大的校长,加之北大在学界的地位,似乎这个院长和北大有很深的渊源。于是有人提议现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继任院长,但不少评议员对此不置可否。更多的人则属意于著名学者、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认为院长一职非胡适莫属。
史学大家陈寅恪就是挺胡者之一。他公开宣称,此番来重庆,就是为了投胡适一票。蒋介石当时则有意于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顾孟余,他曾授意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致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一函,内有“盼以顾孟余为中研院院长”之语,但后因遭到诸多学人的抵制而作罢。
而当时重庆的政界、学界要人中,最热衷于此事的莫过于翁文灏、任鸿隽、朱家骅和王世杰四人了。他们暗中较劲,使出浑身解数,都想坐上中国学林掌门人这把交椅。
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