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张开双臂,热烈欢迎胡适再返校园。
1946年7月31日,北大各院系教授、助教举行欢迎茶话会。这也是北大校内管理层与教学层人士与胡适的首度集体碰面。
会议由傅斯年主持,胡适旁边坐着傅斯年、陈雪屏、郑天挺。
陈雪屏,生于民国前十年,江苏宜兴人。1920年进入北京大学的预科班,1922年至1926年在哲学系修读,主修心理学,师承陈大齐先生。1926年至1929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研究所进修。1930年返国,在东北大学担任教育心理系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陈雪屏返回北平,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职。1932年回到北大理学院的心理系任教。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曾短暂代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陈雪屏后跟随蒋介石集团去台湾,1949年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而后担任考选部长、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国建会副主委、主委、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
他这个时候正担任北大训导长。
郑天挺(1899年8月9日 [1] -1981年12月20日),原名庆甡,字毅生,入大学后改名天挺,笔名攫日, 福建长乐首占乡人,生于北京。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
民国九年(1920年)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参与厦门大学筹建与教学,兼任图书部主任。民国十一年(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民国十三年(1924年)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1981年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此时,正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
下午四时半傅斯年宣布开会,首以幽默的口吻说北大有三宝,即蔡元培、胡适,及本校全体教授。随即致简短的欢迎词。
紧接着胡适起立致词,他首先“修正北大三宝论”。说北大确有三宝,即蔡元培、蒋梦麟及傅斯年。特别谈及了傅斯年对北大的功绩,不时亲热地用手拍傅肩,因为用语幽默风趣,引起大家的哄笑。
其实,胡适此时的所作所说,并不简单,显示的是大智慧。
心直口快的傅斯年在这儿的“北大三宝”之说,在推重胡适的时候,却将前任校长蒋梦麟(1886-1964)排除在“北大三宝”之外,并不是粗心大意,而是有意的。这于情于理,确也说不过去。事实上,曾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自1930年12月出任北大校长之后,直至1945年8月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在任时间近15年之久,为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这是位有作为,勇于担当的校长。在蒋的任期内,历经九一八事变、“华北自治运动”、七七事变、西南联大筹建等诸多艰险历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还是倾尽全力,冒着种种政治风险,履行了特定的历史使命。
但由于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曾力主联大从昆明迁至云南蒙自时,多位教授表示并不认同。他也明确表示不支持学生闹所谓的“救国运动”,为此也饱受学生群体的指责甚至攻击。加之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中,始终以梅贻琦校长主政。蒋梦麟行事低调,且常住重庆,没能为北大在联大内部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对此,北大教工学生群里也颇有怨言。所有的怨言和质疑,最终形成了在北大恢复建制时“倒蒋(蒋梦麟)举胡(胡适)”风潮。就连蒋梦麟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等也成为“倒蒋”的一分子,他们一致希望请当时尚在美国的胡适来担任北大校长。最终的结局,自然是倒蒋派大胜。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在此次茶话会上,傅抛出“北大三宝论”,显然有借褒胡而贬蒋,有意无意给胡适出了个难题。
胡适当然明白其中利害,立即对傅论予以纠正,不但肯定了蒋的治校功绩,并随即打趣似的把傅本人加入“北大三宝”之一,插科打诨之间,如太极推手,谈笑间,消解了现场诸位心照不宣的种种芥蒂。至少,现场氛围重又轻松起来,不至于剑拔弩张、不欢而散。更没使傅斯年当场难堪。
胡适显然不想节外生枝,马上岔开话题。说起本人近来不愿意多说话,也觉得不应该多说话,九年以来,未曾尝到诸位所尝到的种种痛苦,而在美国苟且偷安的过了九年,深觉得无颜对大家。
说自己交出驻美大使职务后,四年前本拟返国,因患心脏病,医生坚嘱不可做高空飞行,同时连爬楼梯都不可以,所以才一直赖在美国。虽然后来自己做饭、洗衣、扫地,住在纽约一间小屋内,可是觉得比诸位幸福得多,因此时常感到无限的惭愧。
“本人自当民国六年入北大任职,只是愿意教书,虽然先后做过文学院院长,以及五系中的四系主任,可是一百分不愿意担任行政方面的事务。此次发表北大校长,事先根本不知,接到朱部长的电报后,考虑了五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