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从接任大使以来,便招惹来种种议论和流言,特别让人眼热的是,胡适在大使任内,竟如旋风般地往美国、加拿大等地,用有些人的话说,是以讲演为名,实为游山玩水。还有就是沽名钓誉接受名誉学位。四年间,他竟领得二十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如此风光灿烂、显山露水、出尽风头,怎不叫人羡慕嫉妒。于是,好些多事者便众口一词:胡适“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
这些议论和流言,到了1940年间,到了高潮。伴随这些流言蜚语的则是谣言四起。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病逝后,院长一职空缺,当时,评议会曾推举胡适继任,可是,蒋介石的意中人却是顾孟余。所以,当孔祥熙汇报中研院院选时,蒋介石生气了,随口说道:“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话给他回来吧!”
此信息传出后,传着传着便走了样,传到了海外竟成为:胡适即将回国当院长,颜惠庆将赴美任大使。
其实,早在一年前,胡适因病住院时,便传言颜惠庆将任驻美大使。当时,蒋介石知道后,唯恐影响工作,立即让王世杰给胡适拍去电报:外闻所传“颜惠庆继任的消息,纯属虚造”。
旧风波刚息,新风波又起。美国《中国日报》发表消息:“传颜惠庆将任驻美大使,胡适博士或调任中央研究院长。”
身在美国的胡适怎么能想到,这是蒋介石的气话惹起的风波,自然不能不信。于是找近人打听。
蒋介石赶忙又让王世杰致电胡适:“谣言所出,乃中研院院选所起。政府以美使之任重于中研院,故不拟调其回国。”
但是,实际上,蒋介石对于胡适处理中美关系的信心,在1939年到1940年春天急速降低。在此之前,蒋介石很欣赏胡适的“苦撑待变”,但“苦撑待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苦撑待变”更是很难熬的。胡适没法告诉他苦撑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变。
中国抗战的形式越来越艰难,财政情况则更为拮据。
在国际上,除了美国外,凡是有能力帮助中国的国家(英国、法国、苏联)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出于不同动机而对中国进行伤害。到了1939年底时,中国政府上下,一种悲观的逐渐意识已经占了上风,认为,在当前状况下,实在无法再“苦撑”下去,而“待变”逐渐变得毫无意义,在“变”给中国带来好处之前,中国就可能会全盘崩溃。
蒋介石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1940年,蒋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派他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宋子文的美籍顾问杨格随行。
同年6月14日,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函中表达了他对宋子文的完全信任:“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给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
胡适是国民政府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蒋介石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代表。在这种人事安排下,两者之间不产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胡适一向对孔祥熙、宋子文等皇亲国戚不满,而对宋子文的印象尤差。
宋子文对胡适更没有好感。
1939年10月,报纸传说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将改组各部,宋子文将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或贸易部长,宋子良将取代陈光甫出任贸易委员会主任。胡适听到传闻深感疑虑,于11月7日给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发一密电,请转呈蒋介石:“鄙意对行政各部改组消息,颇有顾虑:(一)虑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甫合作。(二)虑报纸所传贸易委员会改由宋子良代光甫之说如属实,则光甫所办事业,恐不能如向来之顺利。(三)子文今年夏间,曾向美财部重提棉麦借款,美财部疑为有意另起炉灶,印象颇不佳。以上各种情形,国内恐无人为介公详说,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陈,供介公考虑。”
后来,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并没有成为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采纳了胡适的意见。但这件事不可能不传到宋子文的耳中,宋自然要把账记在胡适身上。
宋子文赴美之后的情况,胡适1942年5月17日在给翁文灏、王世杰的信中表述得相当直白:“某公(宋子文——作者注)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12月8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这说明,胡适和宋子文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冰炭,毫无调和余地。
但是,宋子文到美国之后,借助胡适在美国打下的良好基础,和有利于反法西斯的大好形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