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20日,胡适正在巴黎游说时,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胡适做“国民外交”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做食俸禄的官——驻美大使,那可是件承颜候色的差事。这对他这个无党无派、自由自在惯的人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况且,他曾许诺士林,不入政界,不愿为官。
然而,这是什么时候呀!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热血知识分子,总不能将清名虚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吧?
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相继来电,劝说他就任驻美大使。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打来电报说:“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
不过,他还在犹豫之中,理由是:“二十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他将准备的回电交于朋友们看。
真是奇了怪了,过去,无论什么事,征求朋友意见,总是有赞成有反对的。但这一次一边倒,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都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卸此事”。
胡适自然是个有责任、有担当之人,也很看重朋友们的意见。在一个星期里,他都是心绪烦乱,整夜整夜的失眠。直至7月26日,他终于下定了最后决心,艰难地作出了选择。
他在日记中写道:“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
修改后的电文是:“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此时,胡适清楚,还需要做一个人的工作,就是夫人江冬秀。因为,夫人一直不愿他涉身官场。
在很多人眼里,胡适与江冬秀,一个是大才子,学者、教授,一个是大字不识的乡下小脚老太太,从外形到知识到思想境界,他们都很不般配。世人甚至把“胡适的小脚夫人”,列入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民国历史上,有许多“名人”的包办婚姻,大多过得不幸。
比如,徐志摩和他的前妻张幼仪,一个是留学国外的风流才子,一个是他口中的“小脚女人”,徐志摩因为文化水平、思想差距的不可调和,在张幼仪怀着身孕时,提出离婚。
比如鲁迅与朱安,朱安虽未“被离婚”,却也一辈子只能做周家的女儿,寂寞孤苦终身。
但胡适与江冬秀,这一段本来由命运促成的可能会酿成悲剧的婚姻,却在两位有爱有智慧的人的共通努力下,成为张爱玲笔下的,“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必须指出,胡适和江冬秀的夫妻关系,绝对不是靠江冬秀耍狠来维系的,而是他对她有真实的依赖和欣赏。
夫妻之间,很重要的方面是一起生活,一起生儿育女。
实际上,在生活中,胡适越来越离不开江冬秀。江冬秀对他的照顾可谓十分体贴周全,细致入微。
比如,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期间,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来的衣服,发现口袋里竟装着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
还是在美国的时候,江冬秀在胡适的领带下缝了一个小拉链,里面藏着一张5元的美钞。她的考虑是,万一钱包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家。
江冬秀虽然识字不多,但是生活能力却很好。她厨艺很好,尤其擅长安徽菜。经常做了好吃的菜,请胡适的学生、朋友来家里吃饭。而且面对胡适的那些文人学者朋友,江冬秀的态度从来不卑不亢,为人爽朗、亲切。她给居住在家里的学生缝厚棉裤,把胡适的皮衣送给学生御寒,曾在胡适家中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罗尔纲回忆说,“江冬秀师母是个体恤人情的人”。
遇到大事,江冬秀是很有原则的,而且她很理解胡适,能站在胡适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她深知书籍对胡适的重要。抗日战争期间,胡适在美国担任大使,江冬秀一人在国内的,带着三个孩子逃离北平。兵荒马乱之中,也始终带着丈夫的几十箱书,正由于她的努力,使胡适的藏书在战乱中得以保全。
后来,胡适在给她的信中感激说道:“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
也就是在带着孩子从北平逃出,到外地避难。这时,江冬秀还不忘以胡适的名义给家乡学校捐款,且数目不小;这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现在的胡适,遇事可是越来越重视夫人江冬秀的意见。
他去信对夫人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江冬秀对此大加反对,写信劝胡适,不要答应,还自责说:“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的。”胡适跟她保证“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才理解了胡适。
当然,这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