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提出：“我们在此工作的第一天，对于我们的问题和工作的性质，当有一种明白的谅解。这些问题，是各国和各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为这些国家和民族着想，为了一个民族或为了许多民族着想。这是最神圣的信托，但也是最危险的工作。这一工作在华人圣贤的口吻说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们只能祛除偏见去负这神圣的责任。”胡适的观点，得到与会很多人士的赞同。
到1933年8月14日至28日，在加拿大的班夫（Ba
ff）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次年会上，胡适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这一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太平洋学会的法则。他把学会的法则归纳为二条。第一条就是，当太平洋学会开会时，会员不应该把自己仅仅看作是某一个国家的代表中的一员，而主要应该看作是学会的一员。这对于会员摆脱国家的偏见，用其它国家人们的观点来理解自己国家的问题是必要的。如果一位会员在会上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那么他离开会议以后也决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和发言。他所说的第二条法则是，当开会时，会员应该尽力以科学的态度去思考。所谓科学的思考就是负责任的思考。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提倡的理论或他支持的学说可能产生的后果想清楚，并准备使自己在道义上和思想上对这些后果负责。
第六次年会会议地点是美国在美国玉斯美公园（YosemitePa
k），胡适是第三次率团出席。
临行前，胡适还惦记着北大的经费问题。这时，原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已经是教育部的部长。
他给王世杰发电报说：“北大补助费，万望兄努力设法。梦麟六年苦斗，兄所深知，今当其困急，宜有以鼓舞其志意，勿令失望。”
7月29日，胡适到达到美国旧金山。
8月3日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国当前的形势》。显然，他在利用一切机会，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以获取同情和支持。
8月12日，胡适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学会第六次年会。尽管会前日本分会致函总会要求“不谈国际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中日问题还是被列为中心问题。
胡适在会上就日本对华政策，猛烈加以抨击。胡适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已成为定策。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所阻挠，即他国与中国合作事业，亦因而无法进行。其用意即为阻挠中国之民族复兴。中国兹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极力否认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并称中国只有改变反日的态度，与日本合作，才有和平与安宁之可能。会上，日本代表还表示，中日之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政府来处理，所有其它的列强都应让中日单独解决问题并鼓励双方达成一种互利的协定。对此，胡适表示，只要日本对中国还抱有领土野心，只要日本想从中国拿走他想拿的所有东西却什么也不给中国，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合作。只有当中国人民都相信日本没有这些企图时，日方的任何行动才不会遇到抵抗。
在此次年会上，胡适当选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副主.席。
9月16日，哈佛庆祝建校300周年，授予世界各地7位学者名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胡适。作为中国唯一获此殊荣的人，胡适应邀作了演讲。
9月29日，胡适与严群、郭崇英等在美华人谈话时指出：“文科中的教育，哲学，社会学；法科中的政治；与理科中的医学，为学问中之最难的，必须有头等的天才，最广大的学问，最勤奋的工夫，然后有成。”
10月30日，胡适给在美国见到的中国公学学生吴健雄。他在后来给吴健雄的信中说：“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诱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来；我是要你做一个博学的人。……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返约，故能有大成功。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领袖，如丁在君、翁咏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
胡适给吴健雄的建议，表达了他对于优秀自然科学家应该具有一定文史学识，具备广博的知识背景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