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卫生和重大民生，如为市民打针霍乱、伤寒流行症的疫苗。
他的第三把“火”烧得更旺、更出奇，那就是竟然将上国外国租界内的司法权收回。这本是受制于一些不平等合同束缚，无人敢碰。其实也不是他份内的事，出于爱国心切，他依靠司法和说理斗争，最终不以势力、不以手段，迫使外国人取消租界的会审公堂，设立暂时法院，遵照我法律审理民事、刑事案件。英国《宫林西报》的文章，曾因此而称他是“一个真实的爱国者”。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早已有跑马运动。每次跑马，吸引浩瀚的观众，收入颇丰。按照外国习惯，跑马运动需交税，但他们根本不买账。丁文江上任后，督署首次课征收税，西洋人不服，用抗议口气向督署要求免征。丁文江严辞回绝，西洋人只得乖乖地交税，使当年的税款收入增至40万元之多。
丁文江当了8个月“大上海”市长，虽然是两袖清风，一心为民，却因为是孙传芳的知遇礼聘，而成为他一生的诟病，连蒋介石也将他加入通缉反革命分子的名单中。只是从未卖力缉拿他。
这一段弃科学从政治的履历新闻传开，国内外震惊，好多人对他发生曲解。时在法国留学的傅斯年，本来很钦佩丁的学识和为人，但一听到这段“不单彩”的插曲后，马上怒发冲冠，深悔本身看错了人。认定丁是卖身投靠，曾向胡适透露，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杀丁文江。
但是，胡适懂得丁文江。在《丁文江传》里，胡适专门有一章写了他任“大市长”的经由，为其辩诬。
有一件趣谈，《叫我若何不想她》的作者赵元任教授在家请客，胡适、丁文江等赴宴，傅斯年也去了。胡适把丁文江推向傅以诙谐的口气说：“这就是要杀你的傅孟真！”在笑谈中，丁与傅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后来，傅斯年也写过两篇纪念丁文江的文章，述及他的这段履历时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丁文江去世后，胡适、傅斯年一直存有为其作传的夙愿。1956年，胡适在资料搜集极不易的情况下完成了他晚年最主要的一篇传记――《丁文江的传记》。
关于丁文江的第一部学术性专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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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1970）是美国学者费侠莉完成的。用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的话说，费著表现优异，在胡适铺设的路基上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其中，最“值得推重的是著者的架构。全书以科学家、进化论者、温和的理性主义者等几个观念来控制全书的讨论，脉络是清楚的，见解是引人的。丁文江信仰科学，究竟对科学认识如何？什么人对他有影响？影响他的人对科学的认识又如何？这些问题我们都获得了回答”。
费侠莉的西人身份，注定她对影响丁文江一生的西学素质的理解，较一般研究更为深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