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7日,胡适被推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10月26日,中基会第九次常会在上海举行,胡适提议修正中基会章则案获得通过。
10月,日本阴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11月17日,胡适作《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一文。
11月19日,宋哲元在北平招待教育界人士,报告日本人策划“华北自治”的阴谋,胡适与傅斯年都慷慨陈词,坚决反对“冀、察特殊化”。
11月24日夜,胡适作《华北问题》一文。
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示威游行。
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遭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有的学生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胡适对学生运动,有他自己的看法。
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他们认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他们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1922年10月21日,胡适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学生与社会》的演讲。其中说:“不过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他说因为中过受过教育的人少之又少,所负的改良的责任,则当更加重大。
1928年5月4日在光华大学,胡适在纪念“五四”演讲中称:“‘五四’运动也可证明历史上的一个公式,就是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太学生,明朝东林党,都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干涉过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欧洲的革命,法国俄国的革命,也是学生闹起来的。常态的国家就不然了。英国美国的学生从来不干政治,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用不着他们来干涉。要想避免学生干政,就得要“智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使政治早日上轨道,否则禁止学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适在《论学.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动全国的学.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胡适通过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外国现状的对比,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一生中屡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是青年学生呢,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因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没有家眷儿女的顾虑,敢于跟着个人的信仰去冒险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至少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很自然的冲动。”
近代中国,正是胡适所说的那种内忧外患、王纲解纽、军阀割据的变态社会。因此,胡适上是同情、理解学生运动的。他说,“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
然而,他又很反对知识分子“心有旁鹜,荒置学业,动不动就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痛哭流涕,请愿游行”。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稍安勿动,镇静向学”。
1920年纪念五四一周年时,胡适就说过,“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