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创刊时,正当“一二八”事变上海停战之后。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时,胡适和《独立评论》都是主张不抵抗的。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虽由中国警察接管,却规定中国不得在本为自己领土的“交战区”驻兵,又规定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地区,即承认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沪、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广大地区永久驻军,还承诺取缔抗日运动,答应把英勇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在很多人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妥协和出卖主权的协定。而这时创刊的《独立评论》,发表胡适的文章,却公然赞许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态度,肯定《淞沪停战协定》。不久,胡适又发表《论对日外交方针》,主张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项原则,与日方“和平”交涉。
虽然文中明确提出“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却又同意中国也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在很多人看来,这等于变相承认满洲独立。因此,连一向追随胡适的傅斯年也极力表示反对。
胡适主张温和冷静,不以武力抵抗,努力争取与日本和平交涉、谈判。故对一切能暂时停止战争的妥协举措,他都表欢迎拥护。而且,特别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调解”。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作过多次决议,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侯爵,故亦称李顿调查团。
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各委会签字。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
中国外交部公布调查团报告书章节,报告书共分10章,文长272页,约14.4万字。报告书虽然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对事变经过和伪满洲国也有某些公正和客观的叙述,但是总体上是模糊是非,表明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报告书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报告书主张既不应该维持“满洲国”的现状,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
日本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之后的事实也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因为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由“国际合作”共管,企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国内很多人坚决反对这个报告。
而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表示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但一一方面,胡适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还是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来解决中日问题。
只是,在另一方面,胡适也清楚的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只相信武力,根本不顾世界舆论。胡适也明显感觉到对国联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必须强调民族自救。
他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