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报》上刊出了宋庆龄签名的信以及《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控诉书详述反省院中种种惨酷的私刑拷打。宋庆龄函中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一切政治犯”。
胡适随即写信给蔡元培、林语堂二人：“我读了此三项文件，真感觉失望。反省院是我们（杏佛、成平、我）三人前几天亲去调查的。有许多犯人和我们很详切地谈话；杏佛当能详告你们诸位。他们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但无一人说及有何种私刑吊打，如孙夫人所得Appeal（控诉书）中所说的。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是曾做苏联通信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依我的观察，反省院中必无用此种私刑拷打之需要。
“此种文件，我前也收到过。孙夫人的文件，乃是一种匿名文件：信中明说是外人代写，而信封上偏写明寄自某某监狱。岂可不经查考，遽然公布于世？
“上海总社似应调查此种文件的来源，并应考据此种文件的可信程度。若随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决定，遽由一二人私意发表，是总社自毁其信用，并使我们亲到监狱调查者，蒙携出或捏造此种文件的嫌疑，以后调查监狱不易下手了。……如有应由总社更正或救正之处，望勿惮烦，自行纠正，以维总社的信用。”
应该说，胡适这些意见还是相当中肯的。但第二天清晨，胡适看到《燕京新闻》上已经正式发表了这个控诉书。恰好这一天，张学良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给胡适，质问材料的来源。胡适接着又给蔡等写了一封信。
信中中胡适告诉蔡、林二位一件事：有人寄了一篇类似这控诉书的文稿给《世界日报》要求发表，寄件人冒称住在胡适家中，并且说稿子是胡交给他的。胡适在信中接着说：“此种文件与孙夫人所收的Appeal同一来源，同是捏造的。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我认为此等行为大足以破坏本会的信用。应请两公主持彻查此项文件之来源，并彻查“全国执行委员会”是否曾经开会决议此种文件的翻译与刊布。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么，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蔡元培、林语堂接连接到了胡适的两封信，杨铨也读了，都觉得事情极为严重。这三位都是胡适的老朋友，也都认为“非开会彻查不可”；但又希望“内部设法整顿”，不要闹崩才好。
杨铨接连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即反复劝胡适“勿灰心”，注意内部“团结”，说：“此事于监狱调查当然添不少阻力，然只可设法补救及以后加意审慎，望兄千万勿消极，在京、平市党部开始压迫本会之时，内部自当精诚团结也。”
然而，胡适担心张学良误会，急于澄清那控诉书材料的真伪问题。没等蔡元培、林语堂的复信，也不等总会的答复，便直接给刊登了这控诉书的英文《燕京报》编辑部写信，说明“这个反省院是我于上月31日同杨铨、成平两先生一同访问、视察过的三处监狱之一。我们曾和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当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谈过话。其中有些人是用英语和我谈话的，因而他们当时是处在一种可以畅所欲言而不怕被狱官们察觉的地位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到上述呼吁书所描绘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
因此，胡适认为，“那封呼吁书十分可能是一封伪造的匿名信”。在指出这一点之后，胡适作了这样的声明：“我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在同一天写给蔡元培、林语堂二人的信中，他已经写了“如果……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这样决绝的话；而在公开信中，却还在用“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名义表明态度，也可说顾大局了。
这时，胡适同民权保障同盟一些人的分歧已经很明显了，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观点明白表示出来，就在2月7日写了一篇《民权的保障》，刊登在2月19日出版的《独立评论》周刊第38号上。
文章提出：“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
他批评说：“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
民权保障同盟给胡适发来电报：“本日沪《字林西报》载先生谈话，反对本会主张释放政治犯，并提议四原则，与本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是否尊意？请即电复。”胡适没有答复。几天之后，又由宋庆龄、蔡元培署名发来了电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