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独立评论》的“独立精神”,胡适曾多次强调:“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
当然,做为一个社会中人,做为一个社会上的刊物,想做到胡适所向往的“独立”,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虽然,胡适及其同人确实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为了保持“独立”,他们的刊物,不要任何党派津贴,也不要什么老板问津,而是社员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社员作文不取报酬。因为他们知道,经济上不独立谈独立必是一句空话。
《独立评论》创刊的时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坚持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接连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积极策划发动第四次“围剿”,到1934年更倾全力发动第五次“围剿”。那时的中国,“边地”上是日本兵打进来,日本飞机炸进来。在“腹地”,是中国兵打进去,中国飞机炸进去。真是里里外外都是炮火连天。
国民党剿共,打出的旗号是剿匪,对此,胡适说;“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
他呼吁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党”,并“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
有的文章作者,不赞成共.产.党用兵力来革命,却也利用回乡机会,查访和向与共.产.党确无关系的人打听共.军和“剿.共”的情况,向读者报告某些实际情形,如国民党地方政府如何“借口剿共防匪可以无限制的加征”钱粮;国民党官军如何“骚扰或叨扰”百姓;以及“剿.共军队愈多,共.军势力必日大一日,因为政.府派往剿匪的军队把枪械卖给他们”;共产主义对贫苦老百姓,“真所谓暗室明灯”,“势必如燎原之火”。如此而发出“独立”的声音。
胡适的有些文章,在赞扬近代中国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志士时,甚至也一并赞扬那些为“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认为“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他们为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胡适也并不讳言“苏俄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并说“苏俄的伟大的试验,在这两年之中,也逐渐得着了世人的承认与了解”。
作为这个政府的财务委员,做为被蒋介石很高看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独立精神。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独立评论》一班人的基本倾向,是同情和支持,但也保持一点距离,也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傅斯年曾说:“国民党固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我们这专心同情于国民党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伤心,今日诚有哑子吃黄连的苦处。”
必须承认,《独立评论》做为杂志还是很成功的。
全年只出50期,逢周日出版。每期定价洋4分,预定全年50期加邮费共1元6角,半年9角。国外全年加邮费1元4角,香港澳门加8角。
《独立评论》社址设在北平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2号租来的一处民房里,其编辑委员会由三人组成。胡适任主编,蒋廷黻和丁文江协助编务。5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编辑工作还是由胡适承担的。只是在他出国和生病期间,蒋廷黻、任叔永和吴景超都曾接替编辑,但为期比较短暂。编辑工作一般胡适都每周一晚上在自己家中完成,常需要熬到凌晨三四点钟。
《独立评论》所以办得成功,除了胡适及其同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经理人黎昔非。
黎昔非(1902—1970),广东顺德兴宁人。1929年,黎昔非转学到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1931年春,他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胡适又恰好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在《独立评论》的筹办期间,胡适觉得“昔非同学为人最为诚实,责任心特强,又有工作能力,担任《独立》的经理最合适了”。
胡适看人很准,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的工作非常辛苦,也特别努力。
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谈到黎昔非时说:“他从《独立评论》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发行工作。……他很忙,从来没有工夫去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