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这篇《我们走那条路》,和问题和主义的那篇文章一样,一直饱受指责和诟病。《我们走那条路》此文,更常被戏称为“五鬼乱中华”,当然多半是贬义。在很多人看来,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之人,人权斗士,因写了这篇文章一下子变成了无聊文人。
也难怪,别人都整日高喊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胡适却搞出来个“五鬼”来,所谓“奇论一出,全国震惊”,不但鲁迅对此冷嘲热讽,就连在胡适领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名的梁漱溟,也在《村治》第2号上发表文章,说胡博士的立论是八个字:“轻率大胆,真堪惊诧!”
梁漱溟写道:“昨于《新月》二卷十号得读尊作‘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欢喜非常。看文前之‘缘起’一段,知先生和一班朋友在这两年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去年讨论“中国的现状”,今年更在讨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何等盛事!先生和先生的朋友正是我所谓“社会上有力分子”;能于谈哲学文学之外,更直接地讨论这现实问题而有所主张,那社会上所得指点领导之益将更切实而宏大。回忆民国十一年直奉战争后,我与守常(李大钊)同访蔡先生(蔡元培)。意欲就此倡起裁兵运动;其后约期在蔡家聚会,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义”的时局宣言,十七人签名发表。八九年来,不多见先生对国家问题社会问题抱何主张,作何运动,其殆即先生所说的‘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亦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目的地’么?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问题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我虽百不行,却亦颇肯想这问题。——这是先生可以了解我的,类如我民国七年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极荷先生的同情与注意;类如我在北大七八年间独与守常相好,亦为先生所知道的。然我则没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条路的决心与信力,更没有拦阻他走那条路的勇气与先见。——就只为对这问题虽肯想而想不出解决的道儿来。现在旧日朋友多为这问题洒血牺牲而去,(守常而外,还有守常介绍给我的高仁山安体诚两先生。)留得我们后死者担负这问题了。我愿与先生切实地彻底地讨论这问题!
“先生在“我们走那条路”文中,归结所得的方向主张,我大体甚为同意。例如先生所说的:
“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我于此完全同意;还有下面一段话,我亦相对地同意: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
“这个根本态度和方法,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
“这个方法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不承认别有简单容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很迂缓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喊口号贴标语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机关枪对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暴动与屠杀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们又知道,用自觉的努力来指导改革,来促进变化,也许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许人家需要几百年逐渐演进的改革,我们能在几十年中完全实现。然而我于先生所由得此归结主张之前边的理论,则不能无疑。先生的主张恰与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相反,这在同一问题下,为何等重大差异不同的解答!先生凭什么推翻许多聪明有识见人所共持的‘大革命论’?先生凭什么建立‘一步一步自觉的改革论’?如果你不能结结实实指证出革命论的错误所在,如果你不能确确明明指点出改革论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认人家,而别提新议。然而我们试就先生文章检看果何如呢?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在先生,其必有深意,正待要好好聆教;乃不意先生只轻描淡写地说得两句:
“这五大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