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校中成绩突出,特别是才能出众的学生,胡适非常热心培养扶持,甚至有些偏爱,但也严格要求。比如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吴晗。
吴晗生于1909年,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他的父亲吴滨珏是前清秀才,算得上是书香门第。读书人的家庭,家教都颇严,吴家也不例外。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吴家也深受影响,因而,吴家的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吴晗中学毕业后,因家道衰落,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在乡村蛰伏两年后,独自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杭州,并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之江大学因故停办。吴晗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深得胡适赞赏。
1930年3月19日,吴晗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
胡适则尽自己所能,为吴晗提供了指导和帮助,
吴晗是个争议很大的人,不妨多说几句。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吴晗则追随北上,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弟子”。
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科,他的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同样成绩,但清华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他。吴晗遂成为“清华人”。
吴晗进入清华时,家道基本败落。因为要入清华攻读,他的燕京大学图书馆馆员被迫放弃。那可是吴晗的生活来源。胡适知道吴晗的困境,在吴晗被清华录取后没几天,即给当时清华的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举荐吴晗。
胡适在给翁张二人的推荐信中写道:“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
吴晗虽然成为清华学子,但仍然以胡适为师,做学问也全面效法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也同样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
多次告诫吴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
吴晗的态度则是:“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
吴晗果然不负胡适的期望,在清华读书期间,先后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
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
大学毕业后年轻的吴晗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颇受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提携。
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积极投身反对蒋政府的活动。只是,自此以后,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其在清华的住所旧西院12号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回到北平后,吴晗也去拜访过胡适,希望他能认请形势,转变思想。但是,胡适依然旧时胡适,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而当胡适得知吴晗的去向后,也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
一个被称为顽固不化,一个被感叹走错路,孰是孰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师徒二人彻底决裂。
1957年3月,吴晗成为中.共.党组织的一员。身份转变的他,积极投身党组织发动的各种运动。曾亲自主持对储安平的批斗,带头揭发批判罗隆基。
鉴于当时出现的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现象,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人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领.袖挥手吴晗马上前进,随即发表了《海瑞罢官》等作品。当时最.高领.导人对于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亲笔签名的自己的“选集”给吴晗。吴晗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得意而有些忘形的吴晗,曾主动批判提携他的恩师胡适,公然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可没给过我什么,我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旧友沈从文落难,在博物馆扫地,见到他,想着握手问寒,“哼”着一声,转头视而不见。
但是,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