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了,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
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5月,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长春恰好是他转车的一站。胡适将从长春转车赴欧洲的消息传来后,长春教育界主动与他联系,请他在长春演讲。
演讲在7月19日举行,共两场,一场是在商埠地内的自强学校,一场是在头道沟满铁俱乐部内。当时胡适正在做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因而他演讲的内容也是这方面的。几天后,《盛京时报》登载了胡适演讲的全文。
才华横溢的胡适当时给长春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当时在长春任吉长道尹公署总务科长、长春商埠电灯厂厂长,后来成为著名东北史学家的金毓黻,曾前往满铁俱乐部听胡适演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自京经俄地赴英京,道出长春,经中日教育联合会邀请,讲演于俱乐部,讲题曰:东西之文化大旨……
据说,胡适在自强学校演讲时,还应邀为该校书写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横幅,寄托了他对长春教育界的希望。这条横幅一直挂在学校的大礼堂中,九一八事变后下落不明。
从长春到哈尔滨又停了一停,从哈尔滨出发后,火车昼夜兼程,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经过长途跋涉,到了莫斯科。
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第三天,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胡适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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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最后两天,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
这表示,胡适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没先入为主的成见的。
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几天,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动,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仍在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等等。
关于胡适在苏联的情况,也有人回忆说:“胡适之过俄时,曾参观孙逸仙大学。校长拉[狄克]氏问他对苏联的观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极幽默,说:‘有一群人,很努力的依据自己的理想在那里干。’问他干得好否,他说这是将来的事,他非预言家。此乃孙逸仙大学当时的学生对我说的,而且大骂胡氏,谓为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东西,难道苏联会干不好么?……”
但还有另一个人的回忆则是听别人转述的的:“一九二六年夏,胡适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那时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齐集莫斯科车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胡适下车伊始,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又复邀请他来校作一次演讲,校长拉狄克主持其事。
“胡适登台之后,首先盛赞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并表示佩服。不料他说到国际形势时,立论却突变了,竟说美国对华政策是亲善的,首先退还庚款,为中国培养科学与文化的人才,改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云云。其时有一同学,写一纸条递上讲台,质问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