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问他是谁？不过溥仪不知怎么想的，并没有继续和杨小楼聊下去，而是挂断了电话。
于是，杨小楼就成了第一个和紫禁城里的溥仪通电话的人。
玩的不亦乐乎的溥仪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打了电话，还恶作剧的给一家叫东兴楼饭庄打了电话，然后随便编了一个地址，订了一桌饭菜让人家送过去。
庄士敦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西洋人，经常给溥仪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给他描述世界的变化。庄士敦当时还和许多新文化人士相识，他曾经担任过文友会的会长，而他的继任者就是留洋归来的胡适，他们常常称呼他为胡博士。庄士敦为了让溥仪看到外界的变化，因此也时常挑选一些胡适的文章给溥仪看，并且在他面前多次介绍过胡适。
玩儿了一阵后，“小皇帝”突然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随即一个电话打到胡适家。
电话接通后，胡适听到的第一句问话是：“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试图猜了一下，但一个大忙人实在觉得无聊，便直接问：“你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笑声后，说：“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胡适自然愣了片刻，不知是继续追问，还是自语：“宣统？……是皇上？”
“小皇帝”的声音干脆利落，也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威严：“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电话断了，胡适捉摸了半天，还是不能确定，赶紧去问庄士敦，证实此事。
溥仪给胡适打电话，只是玩笑。他让胡适“有空到宫里”，也只是随便一说。但在胡适看来，这是前皇帝对他的“召见”，自不敢怠慢。他在进宫之前，先做了一番准备，向庄士敦了解了溥仪的近况。
准备妥当以后，胡适去见了溥仪。但是因为溥仪没有事先打招呼，导致胡适到了神武门时，那里的守卫死活不让他进去。最后在胡适的百般解释之下，守卫才勉强同意去询问一下。又耽误一阵，才在溥仪的同意之下进入了紫禁城，和溥仪见了面。
两人相谈了有二十分钟，谈了白话文，谈了新青年，此外又聊了聊胡适去过外国什么地方。因为胡适还有事情，只好匆匆结束了这次“觐见”。
胡适后来写信给庄士敦谈起自己和溥仪交谈的十分愉快，并且近乎虔诚地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一一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看来胡适这样的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文化人士，也是为自己受到“天子”接见而自我感觉良好，足见传统的力量有多强大。
也难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成了共和国普通公民的溥仪，出现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被人认出，竟有一大片人跪在了地上。连溥仪自己都说，这是什么年代了，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怎么可以这样”的事就摆放在那里。
当新派的胡适与老旧的皇帝见面的消息传出后，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在宫中像炸了油锅似的。而在社会上，一样也是沸沸扬扬，甚至更有许多传闻，诸如“胡适为帝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等等。
为正视听，胡适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刊登在《努力周报》上。
文章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样子很清秀，但颇单弱；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他穿的是蓝袍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本日的报纸十几种，内中有《晨报》、《英文快报》，炕几上还有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问起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
“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过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我提起他近来亲自出宫去看陈宝琛的病的事，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此外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如他出洋留学等事。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是他说的，“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我们谈了二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
“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希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