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上海期间,曾应邀多次作演讲,其中为上海一师附小、二师附小就分别做了《小学教师的修养》的演说。胡适还参观了一师附小的暑期实施示教班,认为:“这班小学生对于教师真同家人朋友一样,即此一端已很难做到。”足见他对儿童教育的关心和热心。
1921年7月30日,他应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届暑期讲习会之邀,专程去苏州做过两次演讲,主题为《小学教师之修养》及《实验主义》。据当年8月4日的《申报》报道,“听者满座,颇极一时之盛”。
著名学者、当时还是小学教员的叶圣陶就是此次演讲的忠实听众之一,听讲之后不久,他甚至将演讲内容及场景写进了小说。
7月31日,胡适到南京,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
在讲演开头,胡适言道:”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囚: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
“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胡适提出四个方法是:(1)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
(2)疑古的态度:“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
(3)系统的研究;“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4)整理:“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8月2日,胡适到安庆,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为安徽各界作演讲,这期间更是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是半天便有两场讲演。其讲演主要有《实验主义》、《科学的人生观》、《女子问题》、《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好政府主义》等。其中《好政府主义》,算是胡适第一次公开谈论政治,这显然有些不同寻常。
8月6日,胡适作了安庆之行的最后一次演讲,就是《对于安徽教育的一点意见》。在演讲中他提出了几个具体的建议,包括安徽大学的筹建,大型图书馆的兴办,国民学校、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方面应给予女子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等。
这一年,是胡适在各地演讲最多的一年,除上述在外地的演讲外,胡适还在京津两地作了多次演讲,包括在清华大学做《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演讲,他的理由是:机械的纪念没有意义;纪念过去使我们忘记现在;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
8月8日,胡适返回到上海。负责主持北大在江苏的招考。9月7日,他告别上海的朋友,登上北上的列车于9月9日凌晨一点多回到到北京。
9月19日,胡适与顾孟余、颜任光、陈聘丞在蔡元培校长家中商量北大的事情。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他主张大学正在进行的工作应该“破釜沉舟”地干下去,说,“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少年人更不当退缩”。当晚商定的事情有:“(1)图书募捐事(图书馆募捐);(2)主任改选事;(3)教务长改选事;(4)减政事;(5)组织教育维持会事。”
胡适非常重视图书馆在大学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北大筹建新图书馆。5月初,胡适曾在北大教职员代表会上提议,教职员捐出当年4月份工资,用来修筑新图书馆。
9月25日,胡适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长信,谈自己关于北大改良的看法。信中主要谈了预科改良问题。胡适认为,应明确规定预科卒业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