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与“五四”的深层互动最终还是在文化方面。与当时众多中国文化人与儒家传统激烈对立,高喊“打倒孔家店”不同,杜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地批判。他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痼疾所在,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
在上海时,他问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
他有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件事使杜威觉得中国人的冷漠是否属于一个民族心理习惯的问题,后来他判定问题在于中国人的保守,在于他们对自然、对土地的依赖超出了对国家的关心。
1919年8月他和胡适等人到山西,在《学问的新问题》的讲演中说:人们必须要把握时代的变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看清文明的真义。为了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保守习惯,使新文化运动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还分析了中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他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一文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国国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缘起,则要追溯到老子与孔子哲学。他对孔子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抱温和的态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接近于道家的处世哲学。
1919年10月19日晚,教育部、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等在中山公园今雨轩为杜威举行六十岁晚餐会。
由于这年杜威的生日恰与中国农历所记孔子纪念日在同一天,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学所做的祝词中称:“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还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并将两人的思想作了比较,在列举二人因材施教等相同之处的同时也指出相异道:“孔子尊王,杜威博士提倡平民主义;孔子说女难养,杜威说男女平权;孔子述而不作,杜威倡导创造。”
一年之后,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杜威本人对此没有反感,反而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威认真地体验古老中国的习俗,由衷敬佩中国民众创建共和的巨大热情,并在《新共和》与《亚细亚》两本杂志上发表几十篇文章,内容主要为向西方介绍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有为中国辩护的意味。
1920年,杜威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杜威所倡导的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去推进社会变革是实现民主的基础。他认为:“从理论上说,民主方法就是通过公开讨论来进行说服……用讨论的方法替代压制的方法的意志表现。”因此他反对暴力革命,理由是暴力的手段只能带来暴力的结果。
他看到中国公共集会的场所少,并在《德莫克拉西的真义》一文中坦率地表示“这是一个大缺点。”并告诉听讲的学生:“你们以各人的知识,一点一点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
在这点上,1920年由苏联到中国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两年的罗素与杜威有相同判断。他感受到中国人有非常普遍的痛苦与仇恨,根本原因在于外寇入侵和贫富差距太大,他在后来的《远东问题》中预言:“中国人会在很短时间内放弃一切传统价值走向极端暴力式的革命,中国会因为极端暴力式的革命而衍生非常暴烈文化。”再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国人会认识到暴力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与和平,中国人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将儒家思想和西方文明结合,创造人类历史上另一次很伟大的文明。”
杜威曾与罗素在湖南督军谭延闿家共进晚餐,在湖南工会发表演说时他说,希望中国的雇主和劳工之双方进步与进化,不蹈阶级战争之覆辙。资本家对于劳工,互相提携,以增进其幸福。杜威重视蓝领阶级利益和教养,但他不鼓动蓝领阶级去掀翻整个旧世界。他认为平民主义政治的两大条件是: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享受;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离开北京赴山东访问。7月18—23日在济南讲演后,7月25日—8月1日游泰山、谒孔庙、游览青岛,于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儿一起离开青岛取道日本回国。离开中国前谒孔庙,也许是接待方的安排,但至少说明杜威是同意的。
有人说,上述事实表明,如果当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