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胡适被商务印书馆聘任为“世界丛书委员”。
1897年,上海一家英文报馆里的4个排字工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几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年轻人受西风的影响——“商务”两字就带上了商业竞争的意味,具有不同于一般国人的眼光和胸襟。5年后毅然以高薪聘请了大名鼎鼎的张元济主持编译事务,使这个印刷小作坊,走向了文化出版事业。在短短25年时间里,资金从不到4000元,以每年增长33%的速度,至1922年达到500万元;成为国内出版大擘,实现了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选贤用能,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等。
一代大师蔡元培,一直与商务印书馆保持着特殊关系。
新文化运动刚起于“青萍之末”,张元济即敏感到新潮的压力与机遇。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记中提出要“用新人、知识较优者”。在后来几年,直至晚年,他一直持守这个思想。“新人!新人!”是他心中不断的呼喊。
1918年,张元济提出商务印书馆“永久之根本计划”三条,第一条便是“培植新来有用之人”。
毫无疑问,此时张元济已经把眼光盯上了北大年轻教授胡适。张元济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曾参与戊戌变法,被光绪召见。他的学养和抱负,决定了他要物色巅峰人物。而届时胡适正英奇纵放,立于时代潮头,万人瞩目。
胡适被商务印书馆聘任为“世界丛书委员”,与此事当不无关系。
7月27日,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文,收入亚东图书馆当年8月出版的《水浒》一书。这是胡适考证古典白话小说的开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亚东图书馆出版校点本明清小说,推动了明清小说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小说史学科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胡适扮演了最为突出的角色,他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就是这一文学与学术事件的成果。其中有关《红楼梦》考证,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素为学人称道。而他有关《水浒传》的考证,也自成系列,对这部小说研究的展开,同样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他的《〈水浒传〉考证》比他的《〈红楼梦〉考证》早一年,因此,胡适对《水浒传》的研究,从小说史学科的角度看,与他的《〈红楼梦〉考证》及其白话诗一样,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胡适考证《水浒传》的目的,如他自己所说,是将其作为作思想学问的一个例子。通过科学的精神、态度和方法,寻求事实、寻求真理,而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实际上,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就是对(水浒传)的研究方面,也具有开创性。
首先是对《水浒传》产生与演变及版本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胡适搜集了大量梁山英雄故事的史料,如据《宋史》等记载,认定宋江及其造反的真实存在;据周密《癸辛杂识》所载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证明宋江故事在南宋已发展到相当规模;结合《宣和遗事》和元代杂剧,探讨了水浒题材的具体情形与演变。在此基础上,胡适指出了梁山英雄故事产生的题材依据与社会心理。
由此,胡适得出结论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根据胡适的考证:“(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一认识深刻揭示了梁山故事形成与传播的历史基础与社会心理,对阐释《水浒传》的思想内涵与英雄品质,有重要的启发。
胡适对《水浒传》的版本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针对鲁迅所主张的《水浒传》分简本和繁本两类、简本先于繁本的观点,他认为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简本都是所谓坊贾的删节本,也可能存在繁先简后的情况。对一些具体情节与人物上的出入,他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中,根据众英雄在征辽、征田虎王庆几无损失,而征方腊一役却损失过三分之二以及降将马灵、乔道清等在征方腊战役中没有任何表现这两点,指出相关情节是先后插入的。
“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并且征辽部分是“最晚出”。
再者,对《水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