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所以要表彰他……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什么时候，读到鲁迅《我之节烈观》这些犀利的字句，都不能不心悦诚服。
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由此可见，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共同的战斗。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
胡适在序言尖锐抨击孔丘，指出：“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在胡适看来，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充分表现出了五四时代的胡适，“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有史家考证，胡适这篇文章，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
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
吴虞说的应当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水浒传》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水浒传》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
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
吴虞（1872-1949），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亦署幼陵，号黎明老人，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龙桥乡人。近代思想家，学者。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四川《醒群报》主笔，鼓吹新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
吴虞认为，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提倡儒家思想，是因为其思想核心的“教”、“礼”等能在巩固其统治、维系封建社会秩序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故用其来驯服制御臣民。吴虞对封建专制礼教对妇女的压制进行了批判和揭露，主张男女平等,为中国妇女解放而呐喊。吴虞还提倡自由和个性解放，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
吴虞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批判儒学中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和家族制度，指出：“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考为起点。……考的范围统括一切，……居住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不孝也；战阵无勇，不孝也……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
在他看来，中国要得到真正的共和，就必须除去君主专制与家族制度，而儒家伦理学说、社会组织上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必须加以批判。吴虞反对以礼为准则的等级观念，揭露儒教以礼杀人的本质。他在鲁迅《狂人日记》的启发下，以中国历史上的实例，揭露“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