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胡适回忆当时情形,说“我为此事甚为焦虑,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
写信的那晚,胡适原本睡下,但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所以索性披衣坐起,拔笔而书,“书至夜分二时半”。
信中胡适很不客气地把这种声音称为“爱国癫”(胡适的原文是“pat
ioticallyi
sa
e”,这个词也可译为“爱国疯”),意为已经丧失正常的理性:“此刻,余要说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吾辈情绪激动,神经紧张,理智失常,可以说得了'爱国癫’。诸位,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学子’、'干材’,若只是'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
胡适反对开战,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胡适出具的事实是,中国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但装备极为窳劣。而且,海军没有战斗力,最大的战舰也是一个三等的巡洋舰,排水吨位仅四千三百吨。”
以这样的军备开战,“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
此时的胡适固然是个和平主义者,思想上肯定有“不争”的成分。但这次反对“爱国癫”,主要还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在打不过的情况下硬打,那是拿生命作赌注,胡适是反对的。他以比利时的两个城市为例,鲁汶(Louvai
)因抵抗而城池残破、人民遭殃;首都布鲁塞尔(B
ussels)则听劝于美国公使,未与德军抵抗,因而城池保全,人民免难。
胡适反对效法抵抗的比利时鲁汶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决不是英雄主义!更何况比国当时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惨败。就其抵抗而言,他们自以为城市固若金汤,有恃无恐,同时又有英法为后援,为了荣誉孤注一掷,结果导致全盘倾覆。试问,这是真正的勇敢吗?这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吗?”
以比利时为覆辙,胡适提出“为这种英雄主义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牺牲,值得吗?”
在当时,胡适这样做很不适宜,甚至危险,因为北美留学生的战争呼声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国人对此类事在评价上往往又以道义为裁断。而胡适居然反其道而行之。在北美留学生看来?胡适的公开信无疑是亡国,当亡国奴,简直就是卖国。
这封信一登出来,自然遭到留学生们的严厉批评和谴责,《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邝煦也写了文章,指出胡适写这样的公开信,是“木石心肠不爱国”。
胡适并不避讳,在日记中作了记录:“邝煦堃君(《月报》主笔)诋为'木石心肠,不爱国。’”
“谌湛溪(另一报的主笔)来书云:大著结论……东亚大帝国之侯封可羡。”这是讥讽胡适为日本立了功,可以封侯了。
另有王君托任叔永转信与胡适,因其内容太激烈,任叔永没转却把它毁弃了,这让胡适觉得任叔永“忠厚可感”。
已经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了,时过境迁。胡适的晚辈和朋友,帮他整理“口述自传”并译为中文的唐德刚君,也禁不住批评说:
“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
唐德刚看来不仅是热血青年,多少还有“愤青”的情怀。几十年过去了,尚未能给那时处在孤立状态中的胡适以同情之理解。
是的。在胡适那封公开信里有这样的话;“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
但细读全文其主旨不是“安心读书”、而是反战。胡适的公开信乃以是国家实力为依归,没有激昂的热情,但却流贯着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
当年胡适的遭遇放到今天并非就成为过去。那些北美留学生的爱国感和道义感当然不容置疑,但和他们持论不同,就是“不爱国”吗?谁又有权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为“不爱国”呢?就其动机而言,胡适力表反对意见,就是出于“为'执笔报国’之计”。那么,在方式的层面上,很难说“战”就是爱国,“不战”就是不爱。国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框架,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才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
爱国,须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