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路摆在胡适面前:一是迎难而上,认真钻研农学,提高成绩,拿到毕业证;二是认真反省,审视学农对自我成长之价值及意义所在。选择是困难的,胡适在两条路之间徘徊良久,最终选择了第二条路。在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习了三个学期后,胡适终于下决心改变所学专业,转入到该校文理学院。
“回去就自己问自己学这个有什么用?要是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上一个晚上来强记,四百多个名字都可以记下来应付考试。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苹果在我国烟台也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我认为科学的农学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那时正是民国元年,国内正是革命的时候,也许学别的东西更有好处……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二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
改习文科,虽是由兴趣所致,却也含有他“执笔报国”的心愿。就在转习文科的这年9月,胡适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后来五四文学革命时,又恢复《最后一课》原名,收入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列为首篇。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译出,便影响特大,在中国传诵数十年而不衰。稍后,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人爱国之心的名篇。这些表明胡适爱好文学,他从事外国优秀文学的翻译介绍,为的正是要“以此报国”。
康奈尔大学设有“布朗宁征文奖”,以纪念英国19世纪诗人(维多利亚时代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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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适写了一篇论文《论英诗人布朗宁(胡适译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作为应此奖的征文。
5月7日揭晓,胡适竟得了奖,获奖金50美元。他以一个外国留学生获得这项布朗宁征文奖,在学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报纸也作了报道和评论,各大城市报纸又加以转载,甚至登在著名的《纽约时报》上。于是,影响便相当大了,一些相识的人都先后来祝贺。
胡适也出乎意外的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
显然,胡适是把个人争得的荣誉,同为祖国争荣誉联在一起了。
对于年轻学子,选专业,似乎是一件很难的事。对此,我们不妨听听胡适1958年6月5日在台大法学院的演讲——
校长、主.席、各位同学:
记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我的哥哥特地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临行时对我说,我们的家早已破坏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我说好的,船就要开了。
那时和我一起去美国的留学(课程)生共有七十人,分别进入各大学。在船上我就想,开矿没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当时康奈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于是就决定去学科学的农学,也许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吧!
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俭,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是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入校后头一星期就突然接到农场实习部的信,叫我去报到。
那时教授便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
我答:“没有。”
“难道一点都没有吗?”
“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农夫。”
教授说:“这与你不相干。”
我又说:“就是因为没有,才要来学呀!”
后来他又问:“你洗过马没有?”
我说:“没有。”
我就告诉他中国人种田是不用马的。于是老师就先教我洗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问我会套车吗,我说也不会。于是他又教我套车,老师套一边,我套一边,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农场做选种的实习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继续的忍耐下去。
农复会的沈宗瀚先生写一本《克难苦学记》,要我和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长的序。我们那时学农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过脚下过田,是唯一确实有农场经验的人。学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
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选两个学科,于是我选种果学,即种苹果学。分上午讲课与下午实习。上课倒没有什么,还甚感兴趣;下午实验,走入实习室,桌上有各色各样的苹果三十个,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青的……形状有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