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差的。有一成绩单发表在《神州日报》上,名为《中国公学年终试验成绩表》。该成绩单首列胡适该班21位同学的成绩,其中,朱经等2人为最优等,一位任姓同学等4人稍次,为优等,接下来有6位同学为中等,5位同学为下等,未及格的同学只有胡适等3人。在这不及格的三人中,胡适位于中间,也就是说在该班21位同学中,胡适成绩为倒数第二。这则成绩单说明,胡适当时在功课方面,并没有太用心,学业之外的活动可能花费了他更多的时间。
这些情形正契合他在回忆中所讲的:“在中国公学住了两年多,在功课上的进步不算怎样快,但我却在课外学得了几件东西??”胡适这里所说的学得的东西,包括学会了普通话、认识了许多年龄比他大的朋友,学会了做中国诗词,学会了做白话文,这是胡适日后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暴得大名”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在中国公学的学习经历,对胡适的影响是及其深刻的,如他后来所说:“我若不进中公,后来的发展方向当不同。”
新公学解散。胡适不愿回老公学去。家里的经济状况又一年不如一年,上海的店铺已经转让给别人抵了债,兄弟分了家,母亲靠他赡养。他哪能回家去?只好仍寄居上海,想寻一个吃饭养家的差事。
是因为“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吗?还是因为从小就受“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的禁锢,要放纵一次自己?或者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因素,总之,这一时期,发生在年轻胡适身上的事情,是很值得深思的。
当然,最主要的因素当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无论如何,对于诸如胡适这样的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交友是非常重要的。
正在胡适前途茫茫,忧愁苦闷的时候,他遇上一班“浪漫的朋友”,跟着他们胡适学得放荡了。
胡适的这些“浪漫的朋友”中,为首的是名叫何德梅的德国人,原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会说上海话、广东话和官话。中国上流社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他全会。胡适搬出新公学,就与何德梅做了邻居。
另外几个都是留学日本回国的学生,都与革命党有些关系,也都是胡适的邻居。
那时反清革命屡遭挫败,死了不少人,他们心绪很不好,常常发牢骚。何德梅便常邀这班人打麻将。胡适也跟着学会了。
胡适说:“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胡适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胡混,吃喝嫖赌,都学会了。这种种情况,在他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据现存59天的《藏晖室日记》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别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这样放浪颓废的生活,自然使他的精神也极灰冷颓唐,常写一些悲观颓废的诗。
如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所写的《岁莫杂感一律》:“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不堪频看镜,颔下已鬑鬑。”刚过18岁的年轻人,壮志没了,愁思多了,胡须也稀疏了,连镜子也不敢看了:活画出一个颓废文人的酸像。他有时也写一些极无聊的诗词,捧戏子,赠妓女。真是花天酒地,嫖赌逍遥,堕入浪荡的深渊了。
本来胡适也有一些正经朋友。如他的老师王云五,当时仍在吴淞的中国公学教书,曾多次来看望胡适,劝他搬家,离开那藏污纳垢的地方;又为他找正经差事,介绍他去华童公学教国文,还劝他课余翻译外国小说。
庚戌(1910)正月十三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云五劝余每日以课余之暇多译小说,限日译千字,则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且可以增进学识。此意余极赞成,此后当实行之。”
又如绩溪的同乡好友许怡荪,见胡适这般跟人浪荡堕落,也来规劝。但许怡荪那时也远在吴淞的复旦公学读书,不能常来。而身边这班酒肉朋友却是天天见面的。胡适于是沉溺愈深,终于闹出乱子来了。
2月12日晚上,他们这班酒肉朋友,在一家“堂子”里喝了不少的酒,又到另一家去“打茶围”;鬼混到半夜,还要打牌。胡适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但第二天要去华童公学教课,便独自雇人力车走了。那一晚,下着瓢泼大雨。胡适一上车,冷风吹来,酒劲上涌,就烂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