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母冯顺弟,以身成就了父母盖起大瓦房的梦想。
对于相爱的人们,年龄相仿固然十分重要,但年龄毕竟不是横在爱人之间的万里长城。老夫少妻未必没有真爱,就算有对冯顺弟来说也是很短暂的。从23岁开始守寡到终了,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冯顺弟是不幸的,可又是幸运的,因为她有胡适这个儿子,即便不像孟子的母亲孟母那样名垂青史,但也毕竟非同寻常。
或许把自己的所有情与爱,所有的向往和追求都寄托于儿子身上,冯顺弟尽管出身农村不怎么识文断字,但对唯一儿子胡适的悉心教育成为了佳话。
胡适3岁前,母亲就让他认方块字,学前已经认有一千多字。
胡适5岁回到安徽家乡的时候,母亲望其读书心切,就送他到私塾里念书。
当时塾师的教法很简单,就是令学生死记硬背了事。冯顺弟的过人之处,在于她要求儿子读书而必求甚解。在家境窘迫的情况下,别的小孩学费只有2元,母亲渴望他多读书,故学费额外多交。第一年就送6元,以后每一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12元。母亲嘱托先生要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这使胡适在学习上比一般孩子更扎实。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胡适每读一个字,必得弄懂一个字的意思;每读书中的一句话,必懂那句话的含义。
冯顺弟的这种教学方法,打牢了胡适的国学基础,并为以后的学业成就铺平了道路。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培养了胡适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什么事都不盲从,都要问个为什么,肯定的说,独立思考是每个在做学问道路上有所成就之人必备的素质。
多年后,冯顺弟得知邻人宋焕家中有部《图书集成》是儿子一直求之未得的,当她听说宋家减价到80元时,便借贷为儿子买下。为资助胡适读书,她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
对此胡适感慨道:“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冯顺弟或许很难知道,她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
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冯顺弟和丈夫只过了6年3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由于年纪太小,胡适对父亲的记忆很有限,但因母亲的耳提面命,他一生崇敬他的父亲,思想也颇受他父亲的影响。如儿时读的《学为人诗》,是他父亲自编手写的,胡适的母亲保藏了20多年,胡适又将它装裱成册,含泪珍藏之。又请罗尔纲帮助校编出版了他父亲胡传的著作《台湾纪录两种》。在他成名以后,又为他父亲当过地方官的台湾省台东县捐赠奖学金七千元,并亲去台东台南凭吊;不久台东县也就建起了“州官胡公铁花纪念碑”。这为后话。
家塾的老师,是胡适的四叔,字介如。学堂就在介如先生家东边的一间小屋里。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介如先生的儿子胡嗣秫,比胡适大几岁,却不爱念书,常喜欢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另一个就是胡适。他才满三岁零几个月,身体瘦小,学堂的高凳子,要别人抱着才能坐上去,又得别人抱下来。只因为胡适的母亲望他读书的心很切,管教很严;胡适自己也不像嗣秫那样贪玩,所以常常一个人坐在学堂里,鼓起喉咙读书,直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胡介如到阜阳县上任当训导去了,家塾的老师就改由胡适的族兄胡观象(字禹臣)担任。学堂也搬到了“来新书屋”,房子大多了,学生也增多了,起初是五个,以后增加到十数人。禹臣先生是村里最年轻的老师,血气方刚,常常打学生的手心,甚至打屁股,学生都怕他。有个叫胡嗣昭的,专爱逃学,往往躲到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野外挨饿,抓回去挨打,却不愿念书。胡适觉得很奇怪。他从不逃学。而且,他的母亲每天早上叫醒他,催他去上早学。
他常常是学堂里到得最早的学生:“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孔孟之道,归根结底是中国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胡适读书时,是清朝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这一类阔得可怕的头衔。全国各地的学堂,都要供孔子的牌位,挂孔子的像。
来新书屋的墙壁上,也挂着一幅石刻朱印的孔夫子,据说还是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