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林纾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争论,说到底是对相关问题看法不同的表达。虽然里边掺杂着新与旧的思想碰撞,也很难说到底是谁对谁错,也不能笼统的说成是所谓先进与落后的较量。
真要人仔细研究,恐怕是有些方面,理在林纾方面,比如他对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否定一切的极端主义的批评。林纾即便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至少是新文化运动的同盟者。
有些方面,理可能是在蔡元培等人一边。对于一场求新变革的革命,是不能求全责备的。
但是,思想观点方面的争论,一有政治介入,一被政治化,就麻烦了。徐树铮有没有参与蔡、林的论争,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徐树铮主导的安福国会表现得极为拙劣,竟因此而鼓动把蔡元培这个北大校长罢免。
刘半农曾回忆说:“卫道士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
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清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
民国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民国九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民国十年(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北京病逝。
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
蔡元培做为体制中人,对来自政治上的压力,感受肯定要更深些。
3月26日,连对北大的改革能够理解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致函蔡元培,对《新潮》杂志大胆批评传统的言论表示担忧。
内称;“近倾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
同时劝导说:“凡是过于銳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没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
他期望北大师生“遵循轨道”,稳健行事。
蔡元培一周后回复傅增湘:坚信“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同时恳请总长代为“消弭局外失实之言”,表示:“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竟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
此信是傅斯年代写,但完全表达了蔡元培的意见。从回函中。不难看出,蔡元培是十分合作的,对于一直挺自己的这位总长,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
大总统徐世昌也因此事,几次召见蔡元培等学界人士,了解情况。显然,他也遭受到了来自安福系的压力。
看来,这并非林纾老先生的本意。或许,连他都看不下去了,主动登报向蔡元培等人认错道歉。
1919年的春天,正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聚焦热点。
前边提到过,蔡元培和所有的国民一样,觉得一战胜利了,又有美国总统提出的代表公平正义的“十四点建议”,从此,中国就可以彻底告别受欺辱的历史。
但是,这幻想的肥皂泡沫很快破灭。
1919年5月3日,凌晨,一辆疾驰的马车停在了北平东堂子胡同。这里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家。车上下来一个人,他是蔡元培的挚友,北洋政府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巴黎和会外交后援会的委员长。
他给蔡元培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转变了,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这个消息,让渴望“公理战胜强权”的蔡元培惊呆了。
汪大燮告诉蔡元培,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而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巴黎,授意陆征祥在合约上签字。
汪大燮说,国民外交协会已致电在巴黎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在汪大燮看来,光靠国民外交协会,其力量是很有限,如今国家唯一的希望就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那里有一大群有正义感的教授,有几千名有爱国心的学生,只要北大点起火种,势必能燃烧全国,能惊醒民众。那就有可能力挽狂澜,制止政府的卖国外交。
可是,对于学生运动,蔡元培一向有保留。他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他更不赞成学生离开课堂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