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北京大学有过多任校长。说起来,蔡元培当北大校长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为北大人称作“我们永远的校长”的,恐怕只有蔡元培一人。
有人说:“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很少听见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但是他依然受到学生的爱戴,是什么原因呢?完全是人格的感召。
“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浩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志,和而不流......是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走进北大校长室,就会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于1915年至191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这一期间,正好是蔡元培在北大校长的任上。
冯友兰回忆说:“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是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得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1918年的一天,身为北大学生的冯友兰因一件事急需北大开具证明。
其弟弟去美国留学,若按正常手续办出国,已来不及。在紧急情况下,冯友兰直接找蔡元培校长批示。
当他走进校长办公室时,只有校长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这使他感到无比温暖。
蔡校长听过事由之后,知道出国留学是一件应当支持的好事,二话未说,立刻批了字,顺利地办成手续。
还有一次是冯友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蔡校长到美国考察访问。
冯友兰与其他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召开欢迎会,请蔡校长讲话。
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大都是北大毕业,而北大学生向来很清高。
但是,当蔡校长走进会场时,学生们“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表示由衷地欢迎。而蔡先生“慈祥诚恳的气象和风趣的语言”,使几百名到会者大受感动和鼓舞。
冯友兰的这些回忆,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也是在场人的共同感受。
用他的话说:“他们也享受了一次春风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种精神境界的大门,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自觉,他们也会这样说。”
在冯友兰看来,蔡元培之所以为大教育家,有“两大端”。其一是教育思想及实践,其二是人格气象。就前者说,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思想办学,使北大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并形成北大传统),影响到整个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就后者说,蔡元培具有“蔼然仁者”的气象,能起到“春风化雨”的巨大作用,培养了学生独立的人格。
在一定意义上,后一点可说是蔡元培独有的。如冯友兰说:“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经验,兼容并包并不算难,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
这种经验和感受是出于内心的,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这也就是说,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有两种功能。其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格,提高其精神境界。其二是传授知识,使学生掌握一种服务社会(同时也是个人谋生)的知识技能。在冯友兰看来,二者相比,前者更难。
“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办学的一大贡献,但这是一种思想和方法,真正懂教育的人,也能做到,所以并不难。而“春风化雨”的作用,却出于教育者的精神境界,关乎一个人的修养,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所以更难。
但是,蔡元培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树立了一个光辉的人格典范。这是一种“无言之教”,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更不是所谓量化教育能做到的。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贡献,很多人都知道。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仁者气象,能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这一点却少有人说到。
冯友兰作为蔡元培的学生,对此深有体会,并视之为大教育家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冯友兰看来,蔡先生是一位真君子。蔡先生为人“慈祥诚恳”、“诚于中,形于外”,没有任何造作。只有真君子才具有“蔼然仁者的气象”,也就是仁的境界。仁是儒家提倡的最高境界,蔡先生有这种境界,因而能“春风化雨”。
“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没有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发生那种作用,有了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不发生那种作用,这是一点也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
有些人装出一副君子的样子,但是装不像,因为他没有这种境界。因此,蔡先生不仅是一位能办学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