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元培的以上演讲中,他开宗明义,提出一所大学首先要明确它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不是人们升官发财的阶梯。作为学生在学校中应该关注的是知识的学习,而不应该片面地注重分数的高低。在研究学问之外砥砺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也是大学生所必需的。同时,作为学校之主体的师生应该建立一种互敬互爱、互相劝勉的关系。
此后的1917—1923年,被认为是蔡元培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由此无可争议地被奉为全国学界的领袖。
哪个新上任的校长不说些激昂话,蔡元培的讲演虽然很令北大的师生耳目一新,虽然在讲演现场,大家也确实亢奋过一阵子,但一次讲演毕竟只是一次讲演,热情总会消退,亢奋总会平复。
在大家想来,学校还能怎么样,还不是江山依旧吗?所谓生活还得继续。也就是说,对于新上任校长的就职演说,大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是,很快发生的一件事,让大家不能不对新来的校长刮目相看。
开学典礼没几天,学校大门口的告示牌出了个通知:“以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
过去,学生有事找校长,要恭恭敬敬的写呈文,校长有批示,公诸告示牌上。呈文和公函可不是文字游戏,这里边的差别可是大了去了。
呈文是下对上,是学生对高高在上的校长的顶礼膜拜。公函是表示,双方是平等的。自由、平等,博爱,受过民主熏陶的人就是不一样。这位新校长可不仅是你给他行礼,便客客气气还礼那么简单。他真的是在奉行人人平等,那怕是学生和校长。
呈文和公函的另一个不同是:呈文可以无视,可以不理睬,校长愿意答复便答复,不愿意答复就石沉大海。所谓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就是校长不愿意,谁也没办法。公函可就不一样了,是必须有答复的。
人是需要被尊重的,被尊重的感觉当然不一样。毫无疑问,只有在受尊重的环境下,才能培养出独立人格的人。
一个呈文和公函,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许实在不算什么,而在当时的北大校园,引出的巨大反响,自然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但是,比起新来的校长接下来的一个重大举措,呈文和公函这等事还真是小事一桩。
蔡元培所采取的这一重大举措就是民主治校。彻底改变以往那种大学的校务由校长、学监等少数人对学校的独裁统治。
具体作法就是设立了“北大评议会”,以之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负责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法令,以及学科的废立,学校的预算、决算等。
这个“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校长和各专业学科的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其余评议员则由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各推举两名教授担任。评议员的任期为一年,期满后即进行下届选举,连选可以连任。从1919年底之后,评议员的产生则改为按名额分配,即每5名教授中可投票选出一个评议员。
北大的第一届评议员有: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文本科教授代表胡适、章士钊,文预科教授代表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教授代表秦汾、俞同奎,理预科教授代表张大椿、胡濬济,法本科教授代表陶履恭、黄振声,法预科教授代表朱锡龄、韩述祖,工本科教授代表孙瑞林、陈世璋。
前边说过,蔡元培在主持爱国学社时,学社最富特色之处是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在校内享有很大的权利和自由。住宿生实行自治制,设有评议会,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这里实行的民主治校制度,固然是蔡元培的这种办校思想的继续,只不过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升华和进入更高层次。是他把从国外,学到的民主制度下的学校管理在付诸实践。
看过本书的第一卷后,不知大家感觉到没,慈禧应该是一直到死,都没能够搞明白立宪是怎么回事?如果她知道是在为她死守的专制制度在掘墓,恐怕她无论如何不会搞立宪和那些新政的。而同样,袁世凯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到死都没能搞清楚民主和共和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用一种好的专制去代替那不好的专制,是用一个好的皇帝去取代不好的无能的皇帝。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呼吁袁世凯恢复帝制。
民主的美妙之一在于其能够集中众人智慧。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就算是天才,其能力和知识也必然是有限的。一个好的领导者绝不是自以为是的人,而是一个善于倾听和集中大家意见和智慧的人。中国有一句老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一个如果总是把自已神化,把自已视为天才,总是说自己有多伟大,其实是最愚蠢的。即使不是阴谋家和野心家,也一定是个政治骗子。
当那些教授们能够参与学校的管理,不仅仅使他们感到他们和他们的意见对学校很重要,不仅如此,虽然,这很重要。但更大的改变是他们会动脑筋想办法,怎么去把学校办好。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学校的事有校长去管,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当教授们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