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迎袁专使的使命后,蔡元培回到南京,回到了他热爱的教育事业的任上。
南京政.府建立后,所有与新政.府有关的人纷纷跑来,找关系托人情,想谋个一官半职。蔡元培北上迎袁期间,教育部的次长景耀月代理部务。景耀月是同盟会员,平日里热衷党务,对教育很少过问。
此人有封建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总长不在,他私自开列了七十多个人的名单,分别冠以司长、科长、秘书的职务,报请总统府颁发委任状。名单上的人多和他有私交,但是跟教育行当没什么关系。
蔡元培回来后,马上发现了这一情况。他耐心地同景耀月讲,这样做的话,真正的教育专家就被排斥在教育部外了。而且如果下一任部长对这些人事不满意,一概革除,反而让这些人难堪。蔡元培入情入理地做了一番工作之后,总统府又将这批委任申请退还了教育部。
1912年3月底,唐绍仪内阁成立,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
民国定都北京后,1912年4月26日,蔡元培领衔的新的教育部接手原清廷的学部。蔡元培给部员们讲了一番话:“前清办学之种种靡费,其细情不外奢、纵二字……国家无论如何支绌,教育费万难减少。无已,惟有力行节俭,以为全国倡。”
在人事安排上,蔡元培力邀非同盟会派系的共和党人、曾在清末担任学部参事的教育家范源濂做了教育部的次长。
他两次登门,诚恳地对范源濂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听说你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你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我之敢于向你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
范源濂为蔡元培的真诚和以民国教育为重的精神所动,不顾他所在的共和党的反对,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事实证明,他们的合作是成功的。后来,范源濂在蔡元培去职后任教育部长,力邀蔡元培担任北大的校长。
新建的教育部有部员七十余人,差不多都是蔡元培、范源濂二人推荐。蔡推荐的多为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范提名者,大多富有教育管理经验。
如蔡元培“自述”所说:民国“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范君注重实际,以他所长,补我之短”。
有了儒雅的蔡元培做首脑,民初的教育部内上下融洽,全无暮气。
乃至于鲁迅后来曾说出“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这样的话来。
范源濂也这样忆及当年在教育部与蔡元培共事的情景,“在我们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的事很多”。
4月底,蔡元培在与部员谈话中提出:鉴于目前各校程度参差不齐和请末办学的“奢、纵”之弊,“拟将中学以上官、公、私立学校,严加归并,淘汰冗员,严定章程,以便早日开学。”表达了其整顿教育的决心。
5月初,他通令将北京大学堂易名为北京大学校,提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出任校长。
接下来,他在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明确表示:总长之职“既勉强担任,断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就教育方针、设施、行政权限、派遣留学生及少数民族教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特别强调:“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气。”
毫无疑问,这充分表达了蔡元培投身教育的理想和信念。
1912年7月10日,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发起召开了有各地教育专家参加的,全国教育临时会议。
蔡元培在大会的开幕词中言道:“今日之临时教育会议,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之中央教育会议。此次会议,关系甚为重大,因有此次会议,而将来之正式中央教育会议,即以此次会议为托始。且中国政体既然更新,即社会上一般思想,亦随之改革;此次教育会议,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此次议决事件,如果能件件实行,固为重要关系;即使间有不能实行者,然为本会已经议决之案,将来亦必有影响。诸君有远来者,即或在近处者,亦是拨冗而来,均以此次会议系重大之故。
“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之教育,其不同之点何在?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从前瑞士教育家(沛斯泰洛齐)有言:昔之教育,使儿童受教于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