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对中国的革新人士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中国的立宪运动和戊戌变法在很多的方面都是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在很长时间里,也是新思想、新观念的的重要策源地。
这次游学,蔡元培原本打算,用一个月的时间到日本各地考查与学习,但因故而提前回国。
“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案,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
从蔡元培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他所看重的还是当时的“新媒体”(即杂志)、“新人物”(蒋百里、蒋伯器)、“新思潮”(革新思想)。蔡元培本来就是抱着救国的思想到海外游学,这些爱国、救国、变革、斗争的热潮自然深深地感染着他。
蔡元培游学日本期间,吴稚晖带领一批中国学生到达日本,请求中国驻日使馆为他们联系日本军事学校,屡遭公使蔡钧托词拒绝,双方矛盾加剧。
最后,吴稚晖带领学生们留在使馆,声称公使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就不离开。双方僵持的时候,使馆干脆叫来日本警察,拘留了吴稚晖,遣散了其他学生。
紧接着,营救吴稚晖便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重要活动。当探知日本警方将递解吴稚晖出境后,大家想到的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能有熟悉中国北方情形的人自愿与吴同行,以便随时援救。
蔡元培虽然希望在日本好好游历一番,但在大家需要帮忙的时候,他马上放弃了接下来的行程,主动提出愿与吴稚晖同行。
结果,日本警察将吴稚晖押解到前往中国的轮船上以后,便不再过问。蔡元培与吴稚晖顺利回到了上海。
这便是蔡元培的第一次海外游学。
从日本归来不久,就发生了南洋公学退学的风潮。
这所学校在课程的设置在当时虽特别先进,但校政管理仍笼罩在封建专制的固执和傲慢之下。尤其是有些教员思想很守旧,还是用过去私塾里那一套对待学生。而学生方面日益受新思潮的熏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萌发了自由自主的意识。这种观念的反差,终于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发展成为公开的抗争。
11月中旬,第五班学生误将一瓶墨水放置在讲桌上。国文教习郭某发现后严厉追查,并处罚了无辜学生,激起全班学生的愤怒,一致要求校方辞退郭氏。校方反以“聚众滋事”的罪名,无理开除了全班的学生。此行激起了包括特班在内的全校二百多名学生的强烈不满,大家相约全体退学。
蔡元培同情学生,曾向学校当局交涉,希望能改变无理的决定。但有人说学生此举就是因为他平素提倡民权思想所致,在此情况下,蔡元培只能愤然辞职。
随后他将一部分退学的学生组织起来,征得中国教育会同人的赞同和支持后,募集款项,聘用义务教员,创办起了爱国学社。
他被推举为学社的总理。也就是校长,该学于1903年初正式开学。
爱国学校的成立,是蔡元培为新教育奔波多年之后,相对独立创办起来的一个教学实体。在这里,他总算可以自主的贯彻自己的教育救国主张了。
而随着一批反清志士的加入和客观形势的推动,蔡元培这位儒者也就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20世纪初的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发展最快的通都大邑,常能独得风气之先。十里洋场本就鱼龙混杂,信息灵便。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内很多仁人志士聚集于此各展宏图。海外反清力量于庚子事变之后气势也越来越强盛,凭借沪上的租界,联络同志,开展活动。
这一时期,忧国的中国精英分子们纷纷走上了暴力推翻满清政权的道路,革命成为风尚。
这些志士们都以为,非颠覆满清政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其时,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活动正风靡全球,这同样也被当时中国的热血青年奉为最时髦、最便捷、最有希望推翻一个破落王朝的不二之法。
当时中国的革命党人,在日本的留学生如徐锡麟、秋瑾、汪精卫、任鸿隽、鲁迅等都曾纷纷投身到这股激流飞溅的大潮之中。
这时的蔡元培,英雄豪情丝毫不输于这些革命家们。但是,他比这些年轻人多了一份成熟和周详。
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其活动主要集中于1903年的上半年。
爱国学社有意仿效日本西乡隆盛等人当年的办学宗旨:“重在精神教育”。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蔡元培主讲伦理学,在讲课中大力提倡民权、女权,"公言革命无所忌"。
他把返乡闭门著书的章太炎请来教国文。
章太炎在作文课上命学生们各作本人的《本纪》一篇。"本纪"是中国正史中专门记载帝王生平和国家大事的一种体裁,章太炎让学生们自书《本纪》,以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蔑视。有的学生在《本纪》中述及自己由保皇到革命的思想转变过程,章太炎便用自己摆脱束缚的体验来鼓励他们。
吴稚晖授课时则用严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