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骏声的《说文通讯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著述中,满满地真知灼见,但直到清末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对此,蔡元培很为这二人和他们的著作不平。
他“深服膺章实斋氏言公之仪,尤其赞同章氏先有繁博长编,后有园神的正史,以及史记中人名地名须详列检目,以备查考等具体主张,奉之为治史的典范”。
如果说朱骏声、章学诚的著述对蔡元培的影响,还仅限于文字和史学等学术范围,而俞正燮的两部书则蔓延到了社会思想方面。
俞正燮(1775年10月1日~1840年5月13日),清代学者。字理初,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人
俞正燮虽出生于书香之家,但自幼家境贫寒,其父俞献“工骈体隶事,尤熟掌故”,曾先后主讲河南闻政书院,任江苏句容训导,以及安徽庐江教谕等职,薪俸并不丰厚,膝下孩子却有很多,又不幸于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离世,时年仅五十三。俞正燮身为长子,自二十七岁起就担负起抚养母亲妻小和五个弟弟的重担。从此,他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活路而四处奔波忙碌。
迫于生活压力,只得背着行李书袋,走遍大半个中国。以替人编书校书,以及授徒讲学所得酬劳养家糊口,勉强度日,他的学问是在极其艰难环境下做出来的。
俞正燮一生勤于著述,硕果累累,不过因他是一介寒儒,诸多文稿却无力自行结集出版。只是到他五十九岁时,由其房师王藻商诸及门孔继勋、邱景湘、吴林光,醵金付雕而成,“厘其校正者十五卷为正集,余为外集,以俟续梓。题为《癸巳类稿》,明是编之辑成于癸巳也”。而另一部《癸巳存稿》十五卷,则是“及《类稿》既竣,卖其书稍有余货,乃觅钞胥,为写未刻之稿”,且在俞正燮逝后七年,由其友人张穆等捐资刻印成书。这两部书,真可谓是俞正燮一生心力交瘁之作。
独特的生活阅历和他求实的治学态度,使他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正视社会现实,对许多社会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和领悟,在清代乾嘉以来的学者中,可谓独树一帜。他的著作涉猎广泛,经史诸子自不必说,天文、医药、方言、释典、道藏,乃至边疆问题,鸦片缘起,社会习俗,无不在他的精研详考之列。最可贵的是他常常于考述之余,直抒胸臆,陈古刺今,即所谓的“穷理尽性”,尤其对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多所针砭。
俞正燮的书,让勤于思考,求知欲正强的蔡元培大受启发。他在晚年称:自十余岁就接触俞氏著作,“深好之,历50年好之如故”,其原因是他“认识人权,认识时代”。俞氏书中“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觉得有趣得很”。
毫无疑问,俞正燮的书对于蔡元培后来挣脱传统理学的束缚,是十分重要的启蒙。
1885年,19岁的蔡元培第一次赴省城参加乡试。乘坐乌篷船,船行一夜就到了杭州。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外边的世界让他处处感觉新鲜,风光秀美的西子湖更让他流连忘返。
考场紧张而深严。“相继六天入居场屋”,须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五经文五篇,对策问五道”。三场考试结束,刚好是中秋月夜。
蔡元培此次参加科考,纯属是尝试和体验,不中本意料之中事。但这次科考失利,还是促使他做出了一些改变。第二年,他就不再担任塾师,经由同乡先辈田宝祺介绍,到绍兴望族徐树兰府上,充当其侄徐维则的伴读。
田宝祺,字春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举人。能写意花卉,善古文,工诗。蔡元培的六叔在他家任塾师多年。田氏极赏识蔡元培的才华,所以将他推荐给徐树兰。蔡元培也将田宝祺视为“生平第一知己”。
徐树兰(1838~1902),字仲凡,号检庵,清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授兵部郎中,以输资为候选知府,被用为道花翎盐运使,此时,他因母病告归。
这是个对蔡元培十分重要的人。光绪二十二年,与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及《农学报》,并与胞弟徐友兰等于光绪二十四年在上海黄浦之滨置地百亩,采购各国农作物良种,开辟种植试验场。热心于文化公益事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中西学堂,聘请中西教习,聘蔡元培管理学务,开译学、算学、化学等课,培养人才较多。又组织修筑海堤,建西湖闸,设义仓,立救疫局等。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捐资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和古越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的创办,正处于中国古代藏书楼的消亡和近代图书馆的兴起之际,为藏书楼向图书馆的过渡有着划时代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它的“存古”与“开今”的主张,适应新学书籍的收藏和宣传,开拓了近代分类体系的新途径,因此它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
徐树兰病逝后,藏书楼事务由徐尔谷主持,冯一梅编撰并刊行有《古越藏书楼书目》35卷。国内外图书馆界都一致公认,“古越藏书楼”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该馆1924年停办,现更名为鲁迅图书馆。
当然,这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