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缘由的。对于初学写文章的人,进行一些基本的训练,应该是必需。而科举制度是一种选拔,哪一篇文章写得好,哪一篇文章写得差,是很难判定的。而且不同的人其观点也是不同的,所谓仁者见人,智者见智。如果任由个人的随意性去判断,弄不好会有碍于公平。总要制定个标准,总要有个共同遵循的东西,否则就没有可操作性。
但是,写文章是一种创作,把这样的活动装进一个死框子里,肯定是很坏的事。
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要求只能在“四书”“五经”中选取主题。行文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而不允许自由发挥。而且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有对仗等要求,对于文章的字数也有限制。总的来说,是一种非常严格乃至于死板的行文规范。
由于考试必须用八股文形式,往往会扼杀考生的创意,因此遭到了很多文人的反对。在科考取士的制度中,很多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下大量的工夫研习八股文的形式,重文轻义,甚至于到了文字游戏的地步,真可谓“一法立,则一法弊”。
著名学者顾炎武有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八股取士带来的危害还有,由于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人情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一旦考中为官,缺乏足够的常识来应付实务,很容易导致了政坛吏治败坏、政治昏庸。
科举制度不是选拔写文章好的人,而是选拔官员,我们不妨问一句:写文章好的人就会是个好官员吗?
科举制度的伟大在于,在那个一个人是高贵还是低贱,一出生就确定了的封建等级社会,能给天下的读书人一条或许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路。关于科举制度的千秋功罪,笔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已经谈及过了,这里就不在累述了。
反正不管什么事,就事论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有将其放回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中,才有可能做出客观的评价。
少年时代的蔡元培,也像千千万万学子一样,勤苦地啃背与科考有关的儒学经典,研习八股文的写作。
但是,不同的是,他对八股文有自己的理解。大凡有大作为的人,一个必备的品质是善于独立思考,在这一点上,年少的蔡元培同样表现出了与众不同。
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我1879年始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始做制艺的方法,先做破题。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做的合格了,乃是做承题。约四五句。承题做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做的合格了,乃来做全篇。全篇的做法是其讲后。先做领题。其后分做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最后做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做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做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从床叠架了。”
蔡元培年少时,八股文作得可谓炉火纯青。除了自己的努力,还得益于他的恩师王懋修。
蔡元培曾说过:“那时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王先生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叫我自改。”
尽量启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当然会事半功倍。
不仅如此,蔡元培的八股文还做成了他的独门绝技,就是被后来的人们誉为的“怪八股”。关于“怪八股”,我们后边再详加介绍。
十几岁时,蔡元培对“四书”“五经”等经典的学习已是轻车熟路,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必修课。
蔡元培本来是天资聪颖的孩子,加上勤奋进取,所以在学问方面进步很快。他写古文时多用通假字、广引典故,很多词句普通人都读不懂。或许越是别人读不懂,就越显得高深莫测,老先生们却很欣赏。“想必蔡先生一定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
王懋修(1840—1891),字子庄,会稽(今属绍兴)人。诸生,在府城斜桥设书馆教授学生二十余年,是八股名家。
在他的严格教导下,足以给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指一条明路。像当时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王先生还深谙、推崇宋明理学,他经常满含感情地向学生们讲述当地先辈名儒刘宗周的故事。
刘宗周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恩师,人评其刚毅正直,因不满明奸魏忠贤乱政,回家乡绍兴创办书院讲学,影响很大,世称“蕺山老人”。后清兵攻陷浙江,刘宗周坚决不做清朝的官,绝食二十三天而死。
为表对刘宗周学问人品的钦仰,王懋修特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仰蕺山书房”。他在平日里常给学生们讲刘宗周的事迹,以之为士子的典范。
有时,他也给弟子们讲清初反清志士吕留良、曾静的故事。吕留良(1629—1683)也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学者,明亡后,他散家财以结志士,图谋复明。事败后,誓不事清,居家开馆授徒,后削发为僧,始终保持士人的气节。曾静(1679—1736)晚生于吕留良半个世纪,因读吕留良遗著,感其义节,秘密组织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