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给黎元洪进言,何不把国会议员们召唤到天津,议员人数超过法定人数,在天津组织政府就合法了。
黎元洪觉得有道理,于是向银行抵借十二万元,用自己的私款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只是,没等议员达到半数,这笔钱很快就用光。黎元洪以“旅费”的名义,给每个议员五百元。有些议员就是为这五百元来的。见黎元洪没多大油水,从天津的又返回北京了。
即便是这样,黎元洪仍我行我素,在天津照样以总统身份,经常有公函送给外交使团的领袖葡萄牙公使符礼德。符礼德开始还把他的公函当回事,随时照译照转。后来见黎的文件越来越多,符礼德不耐烦了,便在外交使团的联席会议上声明,黎的文件没有照转必要,以后都不转发了。
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本就是曹锟的近臣,黎元洪在天津处处受困于他。
正当黎在天津四处碰壁,一筹莫展之际,六月十七日,收到好友章太炎的信,力劝他到上海另图发展。
信中有言:“公果愿成事者,当与段氏(段祺瑞)切实携手,外借奉天之力,远借西南之声,持之数旬,必当有济。……
黎元洪听了章的话,发布了一道命令:任命段琪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为第二路司令,卢永祥为第三路司令,并以自己的同乡亲信陈宦为参谋长。
段祺瑞对黎元洪仍耿耿于怀,见到命令,冷言冷语地说:“讨逆我不会自己讨,要你姓黎的给我命令?真是笑话。”
知道了段的态度后,黎不死心,又改任张作霖为讨逆军总司令,阎锡山和卢永祥为副司令。但是张、阎、卢都表现得很冷淡。
再一次受挫后,黎元洪又收到了章太炎六月十七日的信,仍然劝他南下。
信云:“密书已达,数日筹商,仍请我公速成到沪。一、国会议员誓如魂魄,公譬如躯干,有魂魄无躯干,失所凭依,终于散尽。此不能不来者一。二、三百议员到沪,未能过半,非公自来不可。不然,议决之案,无人执行,彼亦无味,非仍被贼人诱去,必则别图建设以招紊乱。此不能不来者二。三、外人仍认公为总统,则沪可截留关余、盐余。即不能截留,亦可使之掯住不发,以绝贼人命脉。公若不来,他人无此力量也,此不能不来者三。四、各派对公,容有同异,然商人最信公,不来则欢忱不接。此不能不来者四。以上四因,皆最切要言,来时有元首之资格,而不必具元首之威仪则更善。”
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在沪国会议员刘楚湘等二百八十人,发表了欢迎黎元洪南下的通电。
内言:“公宜早日南下,身先同人,成立政府,号召中外,使外而友邦,内而国人,知正统之所归,正义之所在,即使各方面意见未趋于一致,而公亦当纡尊降贵,与之周旋,只要为国伸正义,不妨己身受劳怨。”
黎元洪此前已经派亲信金永炎去了次上海,和各路“神仙”有过接触。金回来说:“卢(卢永祥)未切实欢迎,孙派意见未融”,因此,是否南下,黎还在犹豫。
这时,段祺瑞派亲信李思浩等人也来极力动员黎南下,表示段会尽力给予支持。看来段也想借黎元洪的力,报直系的一箭之仇。
黎元洪终于下决心南下了。
为了安全,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经友人安排,黎元洪秘密搭乘日轮长府丸,偕李根源、陈宦、庄景珂和两名日本医生二人踏上行程。于九月十一日抵沪,下榻法租界杜美路二十六号。
当晚即在寓邸邀请唐绍仪、章太炎、李根源、褚辅成、章士钊、陈宦、饶汉祥、郑万瞻、焦易堂等进行一番密商。
随后发出一道通电:“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靖献,谨此奉闻。”
又有致广州孙电云:“(上半段与前电同)……我公昔在清季,与元洪共开草昧,休戚与共,惟望共伸正义,解决时局,海天南望,伫候教言。”
九月十二日,黎元洪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余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然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乃不得不转而至沪。上海为舆论中心,政治策源地,故余来深欲征取各方意旨,并将中心所怀,报告于众,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决之道。连年兵祸,国民已创深痛钜,余素主和平,寻求国是之解决,雅不欲诉诸武力。余对于总统之位,毫无恋栈之意,亦无作下届总统之野心,惟进退授受,当遵法定手续。
“今法纪荡然,长此混乱,国何以立?余故不惮跋涉而来沪,求各派人士之合作,以维法律而整纲纪。故余南来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维持法律,整饬纪纲而已。至现在北京之摄阁,毫无法律根据,今合法内阁之总理为唐绍仪,仍有施行政事之权力,沪上之国会,为主张正义而来,彼开会时,余当出席报告,请其维持法纪而固国本。余之行动一遵民意,而以法律为根据,如有能整饬纪纲,维持法律者,余即当按法定手续以政权相授,决不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