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各派各系军人联合驱逐滇黔军时,曾在重庆成立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处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副处长。这个联合办事处长其实就是督军或者总司令。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日,四川军人在重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会议中作出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署名公布。四川是继湖南之后第二个宣布自治的省份。
将滇黔军从四川赶出,在北京政.府看来,也就表示四川已摆脱西南的势力范围,于是发表了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但遭拒绝。熊克武通电拒绝接受省长,全体川军将领也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对四川的人事命令。
迫于形势,投向北方的刘存厚也不敢接受督军任命,只能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
不过,他打了一个密电到北京,表示自己始终拥护“中央”,由于目前四川环境特殊,所以不能公开表示态度,请“中央”予以谅解。
北京政.府在四川碰了钉子,很没面子,竟把刘存厚的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一来刘存厚变成川人之敌,大家都骂刘口是心非,小人一个。
刘存厚怎么也没想到北京政.府会如此待他的,除了打电报到北京,埋怨北京政.府不该把他的密电公开,使他无地自容之外,也无之奈何。
此前,刘存厚曾收买刘湘的部下,以军长职务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结果被刘湘发现,陈能芳被撤职。而在唐继尧还未下台时,刘存厚曾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张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秘电本,把周扬移送在重庆的“联合办事处”处理。
这一连串的事件加到一起,彻底激怒川军一二两军的将领们,他们联名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会攻成都。
“联合军”要取成都,刘存厚所属的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来会合北路军。刘存厚所属的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联络,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面对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局势,三月十二日刘存厚在成都被迫通电下野,退出成都,带着他的部众万余人退到陕南宁羌一带。
联合军开进了简阳、新都,对于退往新繁、彭县的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采取了和平办法,进行了吸收改编。
川军将领公推刘湘继任川军总司令。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贵州仅次于湖南和四川之后,第三个宣布自治。
一九一九年底,王文华、何应钦、谷正伦等新派人发起成立“贵州政治委员会”,要求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谋划废除督军。
而旧派刘显世认为“废督就是逼我死”,组织力量“倒王”。建立了反对王文华的秘密组织——靖难军,由刘显世控制的游击军也陆续向贵阳集中。
一九二零年十月初,王文华决定让驻扎在四川的黔军“回黔就饷”,以配合在贵阳的警察厅长何应钦发动政变。他自己则以养病为名前往上海,以免被人指责“以甥逐舅”“以下犯上”。王文华还嘱咐部下重在夺权,不要伤及刘显世。
十月下旬,黔军陆续退回贵州省内。刘显世急调游击军三个营赶往贵阳,并连日与熊范舆、何麟书、郭重光等人筹划应对之策,准备等游击军集结完毕,先消灭何应钦在贵阳的武装。
这一情况被何应钦探知,遂密令黔军的警卫营火速赶往贵阳。刘显世明知警卫营是王文华的精锐部队,人员素质和装备在黔军中都是最好的,但因为该营营长孙剑锋是自己长子的妻兄,副营长林子贤是自己次子的妻兄,故而对该营的到来未加防范。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日下午,何应钦与孙剑锋在警察厅商讨行动计划和杀人名单。何应钦不主张多杀人,孙剑锋则力主杀人多多益善。孙剑锋将他拟议的有十几个人的杀人名单给何应钦看,何应钦认为要多斟酌,不应扩大事态。孙剑锋埋怨何应钦做事太婆婆妈妈,难成大气候。
两人为此争论不休。当夜行动前,何应钦召省议会议长张士仁来,请他过目名单。张士仁提出,名单上前面几人是首要分子,杀之罪有应得,“以下的不过是为彼辈作走卒,杀之无补于事,反而引起社会舆论之责难”。
何应钦听后表示尊重议长意见,最后决定只捕杀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三人,由孙剑锋负责执行。孙剑锋命令警卫营属下的三个排各自负责“解决”一人。
当天晚上,郭重光与耆老会(由贵州地区官僚、豪绅地主组成的组织,以郭重光为主)成员聚会,众人劝他躲避,郭重光不听,结果在夜里被士兵绑走,押至北门桥头。据目击者称,孙剑锋指挥警卫营士兵“把郭放平在卖肉的案桌上,几人按住,一刀剁下郭的脑壳,提起脑壳就走了”。郭重光的幼子郭虞彩、次女郭润彩一同被害。
熊范舆遇刺那天晚上,有人前来报信,劝熊范舆躲避,但他坚持不走。熊范舆遇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