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天津人。其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今卫辉市)府城曹营街寓所。
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其母“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
徐世昌回忆:说自己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
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
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
当时的世人看到他们母子非常清苦,就劝他们去依靠县令亲戚,徐母说:“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
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十七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十八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
徐世昌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
加之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
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阅卷大臣,圆了徐世昌十年翰林的主考之梦。
东北三省是清朝的发祥地,对于清廷具有特殊的意义。
到徐世昌当那里的总督前,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
为谋挽救,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
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折》,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世昌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
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
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
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
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
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
清廷亲贵载涛言道:“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一直为此而自豪。
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了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
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
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九十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世昌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
徐世昌任用责任心及办事能力强,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洲政策”的推行。
徐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安阳袁林的墓碑“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大字系徐世昌的手笔。工于山水松竹,如《石门山临图帖》等。一生编书、刻书三十余种,如《清儒学案》《退耕堂集》《水竹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