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过他的翁钦生。
翁在长春开了一家旅店，前来料理店务完毕，准备南归。
吴一手把翁拉住，翁颇觉惊讶，不知这位军官是谁，定睛一看，吓了一跳。眼前这位军官竟是多年前被自己赶出登州的吴秀才，他舌头和嘴唇都大了起来，话也说不出口。
嗫嚅地说：“吴秀才，你？……”
吴哈哈大笑，一边抓住翁不放，一边说：“真巧，他乡遇故知，住几天再走。”
翁听了更害怕了，赶快说：“有事要上大连非走不可，下次来长春再来拜望。”
怎知吴执意不放，扬头叫了一声卫兵来，把翁老板行李送到营盘，然后便不由分说地拉了翁就走走。
翁面色苍白，拖着千斤重的脚步跟了吴管带走出火车站，一边走一边想：“当年一页旧怨，今天冤家路窄，吴秀才变了吴管带，不挨揍五十大板才怪呢！”
吴拉着翁走时，也正想着心事。他的想法正和翁相反，想的是如果不是眼前这个人逼自己离开山东家乡，至今最多不过还是个穷秀才，与春花同落，与秋草同腐。幸而被他一迫，自己才投军，方得有今天，应该好好招待他。
于是，他把翁拉到营盘殷勤话旧，盛筵招待，并且请他带信回家。
吴自离别山东，家乡还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消息，带消息的竟是他的仇人。
翁钦生回家后逢人便宣扬：“吴秀才做了管带了，在长春，还请我吃饭，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足见这蓬莱秀才还是很有胸襟的。
吴佩孚驻军岳州时期，颇能谦和容士，常和湖南士绅过从。
他是秀才出身，能文能诗，治军又严，部下军风纪甚好，这许多条件使他受到地方人士的爱戴。
有一位饱学乡绅王某对他尤好，有一天王某曾向他进言说：“外人常说湘人排外，其实这是不知湘人的皮毛之见，湘人重气节而轻死生，北军如果以征服者姿态高压湘人，则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倘以合作手段厚结三湘豪杰，约束士兵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木，则湘人必翕然心服。”
吴佩孚听了颇为动容，日后他在湖南便以此为政治信条。可见，他是很能听得进别人意见的，不是个固步自封之人。
吴佩孚何以从一个征南急先锋变成了主和的中流砥柱。
除了前边提到的因素外，对他触动最大的是这一次国会选举。
如他在给李纯的电报中所说：“此次国会新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司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
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天作孽有可为，人作孽不可留。
在有些人看来，只要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胡作非为，殊不知民意不可欺。吴秀才的仗义发声，应该是对安福国会胡作非为的惩处。
封建等级制度虽然被推翻了，但人们的等级观念还根深蒂固。吴佩孚以一个师长，竟敢于如此评说国事，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于是，他的发声被当时的人们誉为“狮子吼”。
吴佩孚的“狮子吼”，使北方政局大为震动，也使冯国璋和他的老长官曹锟都为之不安。
曹锟有电和言悦色地斥吴：“吴师长通电，殊属不明事理。”
后来曹听说段为此很生气，于是再有电训吴：“勿得轻信谣言，并饬遵照中央计划一致进行。本人定于二十四日由天津赴保定，即日南行。”
曹锟有他苦衷，他人在天津，这时天津已经成为奉军的地盘，而徐树铮是个翻脸不认人的狠角色，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知道，吴佩孚的帐一定都记在他身上。
于是，他一面通电斥吴，一面赶紧南行，离开虎口天津回大本营保定。
冯国璋也有电：“吴师长激于意气，……宜先互商妥洽，不可即行入名。”
可是吴佩孚依然继续通电主和，还把前致冯国璋的电文全文送交全国各报刊登。
吴的通电立刻得到西南将领的响应。
谭浩明、谭延闿二十三日致电吴：“奉读马电，大义凛然，同深赞服，已转达武鸣（陆荣廷），西林（岑春煊）一致主张，并通电西南各省，以为洛钟之应。”
陈炳焜（新任广西省长）、莫荣新、湘西将领田应诒、刘显世、唐继尧等也先后通电响应。
段祺瑞大动肝火，发电痛责吴“受人煽惑，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
言道：“该师长军人也，当恪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然，尔将何以驭下？责任内阁关系巩固国家之中枢，政令所由出，图私利者不能反对，不敢反对，阴使人反对之，是破坏国家，使人干犯纲纪，计非不巧，然而端人绝不为之。况春秋诛心，岂能逃千秋斧钺？尔何受其欺。尔从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予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
此时，张作霖、倪嗣冲也有电对吴进行指责，同时也对曹锟表示不满。
将在外，曹锟身在北方，也很为难。
于是便在保定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