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过。外是全国性的反日,反对向日本借款;内里是北洋派乃至皖系内部的,因各自私利驱使而相互猜疑、相互倾轧。段深深感到旧的北洋派已经病入膏肓,没有指望了,因此而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装。
遂命徐树铮在小站,以参加欧战的名义,先建立起参战军三个混成旅,希望借此达到重编新军的愿望。
曹锟越来越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毒辣,不能不对其深怀戒心。
但是,徐树铮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还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第五期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
吃了这颗“定心丸”,曹锟又半信半疑了。
七月二十八日张作霖到了天津。三十日张怀芝也到了天津。
三十一日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这一次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其他参加者是: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长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倪嗣冲是接到徐树铮密电于当天赶到的。
这次天津会议是继续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而且力推段祺瑞为副总统。
明知段无意于这个副总统,张作霖为什么还要如此卖力地劝进呢?其实,正因为段没这个心思,张才来这么一出,原来,是他自己看好了副总统这个位置。他此举是想通过这次会议推举一个副总统,段不干他不就有机会了。
事情明摆着,谁也不傻,都看得清楚。倪嗣冲怕会议造成僵局,赶忙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作决定,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
这个意见是徐树铮借倪嗣冲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原已答应过曹锟,自不便食言。发现张作霖窥视副总统的位置,又想用这个位子笼络张作霖,借以鼓励张作霖把奉军全部调赴南方作战。而副总统位置“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又可以用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和他的直军继续对南作战,岂不两全其美!
至于将来怎么办,小徐可管不得那么多。
曹锟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徐树铮已经表示过,只要他不反对对南作战就够了,并不需要他积极南征。
但风云突变,这次的天津会议却把副总统留给征南有功者,张作霖又在旁虎视耽耽。
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大将吴佩孚已拒绝作战,并和南军订立了停战协定。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他想战就能战的了。这样一来,他如何能成为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
天津会议一致决议,劝告曹锟南下立功。
曹锟一方面舍不得放弃副总统位子,另一方面又接到吴佩孚密电,阻止他南下,使他进退两难。
这个布贩出身的老实人也有一手,在进退两难中想出了应付的办法。
他一方面答应南下,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条件:(一)中央预筹军费;(二)规定四省经略使职权;(三)军火暂由奉天借拨,并须取得德州、上海、汉阳三个兵工厂的管理权。
曹锟料到北京政.府对这三个条件难于接受,这样他便可借词推延南下的日期。
他深深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在他看来,他如果真的南下,则张作霖一定乘机“深耕”北京政.权。张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胁,有取副总统的野心,同时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选。
段祺瑞派车接曹锟赴京详谈,曹竟予以拒绝。
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张作霖既然积极,各省督军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把前线的军队替换下来。
但张作霖的积极只是停留在嘴上,轮到要有行动了,他又建议把奉军当做各路战线的总预备部队,随时应援前方。至于真需要时,他会怎样,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这理所当然遭到各方的反对,耗尽了别人的气力,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当别人是小孩子吗?
于是,这个问题大家便争论不休、你推我赖。
天津会议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团结,对督军本人没参加也没有代表列席的各省则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这明显是针对直系的长江三督,他们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没有派代表列席。
于是,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
长江三督很快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但除了争执,什么事都无法议决。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一千五百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
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二亿四千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八千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
段祺瑞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国璋公布施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