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四日,很少过来的段祺瑞忽然来到了总统府,亲自请总统在免孙洪伊的命令上盖印。黎元洪仍然拒绝。
段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嚷道:“总统不肯免孙伯兰的职,就请免我的职吧!”
黎元洪也很生气,但他实在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便退一步说:“可以让伯兰自动辞职,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
但是,孙洪伊则坚决表示:除非总统下令免职,自己决不自动辞职。
十月二十七日,黎元洪请参谋总长王士珍与孙洪伊同到公府来商量此事。王士珍劝孙让步,以一个专使的名义出洋考察,不开去内务总长的职,由次长代理部务,以便和缓政潮。孙洪伊还是不肯让步,当即表示不愿出洋。
当孙洪伊的问题僵持不下时,国会中韬园派议员吕复、褚辅成等提出了弹劾院秘书长徐树铮案,并且传出消息,还要拟进一步弹劾国务总理段祺瑞。
徐树铮人虽极跋扈,但胆子并不是很大。看见自己鼓捣起的事闹得太大了,不免心虚胆怯。
随后提出:“只要伯兰辞去内务总长,维持总理的威信,可以调任为全国水利总裁,或者外放省长”。
孙表示:“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
段听了孙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的话,不禁怒冲冲地说:“好,我们大家都辞职,让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一方面表示决不辞职,一方面表示不把他逐出内阁就不能维持总理的威信。如果维持了总理的威信,势必又会影响到总统的威信。这个问题处于两难之中,一时间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
有人给黎元洪的出主意,电召“隐居”卫辉的徐世昌到北京组织内阁以代段祺瑞。他们认为,段祺瑞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段之上。并且北洋系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勋对徐抱有特殊好感,以徐代段不会引起很大.麻烦。
黎也觉得傀儡总统和盖印机器做得太苦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派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
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徐世昌突然变成“解决时局的中心人物”。北京传出来的消息各种各样,一会儿说徐即将来京,一会儿又说他不肯来。后又传出,徐世昌提出了“拥护元首”、“维持合肥(段祺瑞)”、“不入政界”三个条件,要黎元洪答应后才肯动身。
徐世昌于十一月十六日到北京,既是奉总统之召,但当天并未到公府谒见黎元洪。
十七日,黎元洪放低身段,亲自到五条胡同拜访他,希望从他那里能得到肯定的答复。但徐只向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就是不往正题上说。
都是聪明人,有些话不说自明,黎满怀希望而去,十分扫兴而归。
秘书长丁佛言劝黎不要因此灰心,他说:“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会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做总理。段是个心地狭小的人,先发表命令,必然会负气出走,徐就可以从容上台了”。
丁佛言的话并不能减少黎元洪的忧虑,他心里有数。
有人建议电召冯国璋、陆荣廷来京,作出决议干脆下令免段祺瑞的职,黎元洪对此也态度暧昧。
黎元洪的这些策士们不满于黎这种畏首畏尾的态度,没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擅自打电报给冯国璋,假造“菊老已允出山”的消息,请冯国璋发电为徐世昌出山壮声威。
想不到冯国璋的消息很灵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之。而冯自己当选了副总统,正觉得地位在段之上而感到局促不安,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段做姿态。便明确回电说,内阁仍以维持原状为宜。
这样一来,就使黎元洪的逐段计划多了一层阻力。徐世昌就是想出山,也多了一层顾虑。
十七日,徐世昌到府提出府院威信双方兼顾的办法,就是孙洪伊、徐树铮两人同时免职,并且推荐张国淦继任院秘书长。他认为张国淦以前做过府秘书长,又做过段内阁的阁员,这样一个与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人继任秘书长,一定能够融洽府院感情。
此时黎既没有勇气拒绝徐世昌的意见,舍此之外又无更妥善的办法,就于二十日下令罢免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
二十二日,徐树铮拿了免他自己的职的一道命令入府盖印。黎元洪一面盖了印,一面又动了恻隐之心,要聘徐做公府军事顾问,还说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话。
一般人都以为府院政潮因此而告解决,但是段祺瑞不肯罢休。他认为孙洪伊免职仅仅是内阁内部的问题,不能视为府方的让步。院秘书长徐树铮既然去职,府秘书长丁佛言也该去职。
黎本想拒绝段的这个无理要求,可是张勋忽然来一个痛斥丁佛言的电报,显然是有人从中运动。黎只能同意段的要求,二月二十五日派夏寿康继任府秘书长。
丁佛言对失去这个受气的职务倒是没太介意,请辞了秘书长职务后,发表辞职书有云:
“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国务总理恒旬不一晤总统,惟见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以事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