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时,北京的国会饱受摧残,议员们纷纷南下,聚集上海的不下二百余人。西南护国运动开始后,旅沪的国会议员也为之声援呼应。袁死后黎继总统,《约法》恢复,国会重行召开,原来南下的议员们陆续回到北京。
民国五年八月一日,国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常会开幕典礼,参议院议员到一百三十八人,众议院议员到三百一十八人。
参议院仍由王家襄、王正廷为正副议长,众议院仍由汤化龙、陈国祥为正副议长,临时公推王家襄为主席。
黎元洪总统及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兼内务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海军总长程璧光,同时莅会。
大总统黎元洪依照民国二年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四条,郑重宣誓。
誓云:余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黎同时致词:“天佑吾华,政局聿新,经纬万端,宜叩众意。议会诸君子为国民所选举,其于民生国计,筹之熟矣。方今时局艰危,正赖贤豪补救,望诸君子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国运昌隆,政象清明,皆将于诸君子是赖。元洪不敏,忝膺重寄,惟竭至诚,从诸君子后,冀有造于家邦。躬莅盛会,无任欢欣,谨贺一言为民国议会祝”。
肯定的说,在实行民主、言论和结社自由方面,包括政党活动和社会舆论监督政.府等,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当属民国之初。
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使中国的社会为之一新,民主的气氛极为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五十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三十五、三十种。
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
所有这些不但没有威胁袁政.府统治,反而大多成为拥护袁政.府,支持袁镇压“二次革命”的重要力量。不但如此,多年后以后,有很多人回忆起这段时间仍特别留恋,以此作为袁世凯的政绩。
袁世凯末期之所以敢于称帝,就是因为他已把民国成立后政治生机逐渐地斩断,从而也最终使其自己走上末路,所谓事与愿违。
民初的政党活动,自癸丑二次革命后即销声匿迹,甚至连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国民党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开国人物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胡汉民、于右任等,有的亡命海外如孙、黄二公,有的难逃厄命如陈其美被刺杀。一直到护国运动开始以后,政党活动才开始在西南和东南各省重行恢复。
到民国四五年间,政党活动仍比较沉寂,当时够得上称为政党的,也只有下面三个:
一、中华革命党,自癸丑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皆避居海外,国民党亦被袁所解散。孙中山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于是,孙中山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孙中山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
孙中山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提出了该党纲领,明确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统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继承了中国同盟会时期的民权、民生主义的革命内容;同时把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党纲的重要内容。
二、国民党温和派,被人称为国民党右派,他们部分散在海外,有的留在国内,有的则在日本。当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亦曾联络他们,但他们反对中华革命党的过激立场。
如:《中华革命党党纲》中对于参加革命和未参加革命的党员划分界限,享受权利亦不同,这一点温和派的人士是反对的。他们觉得革命不应该分彼此,也不应该分阶级。同时孙中山规定党员入党时要加盖手指模,也是温和派所不同意的。因此以黄兴为首,都不肯参加。
到了日本提出廿一条后,温和派进一步希望国内团结抗日,其时黄兴已由日本去美国,未参加这次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李根源、钮永建、程潜、陈强、陈炯明、章士钊等二十八人列名通电,要求停止反袁行动,一致对外。且因当时欧战爆发,便组织了欧事研究会以联络同志。
李根源(1879年6月6日—1965年7月5日),字雪生,又字养溪、印泉。近代名士、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爱国人士。
李根源生于云南腾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