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新华门的总统府和瀛台隔南海相望。
新华门这边,从早到晚,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可谓热热闹闹,而瀛台这边则冷清得很。
两处虽近在咫尺,但之间有陆路和水路相隔,交通本就不便,不坐船到不了。不是专门,想顺路造访实无条件。
黎元洪倒是个耐得了寂寞之人,也不愿为自己给别人招惹是非,正求之不得而乐得清闲。一生忙忙碌碌,今日得宽余,陪伴家人和孩子,自有独到之乐。
但人是矛盾的。紧张忙碌中,总是渴求闲暇和休息。但终日无所事事,又会怀念那些充实的时光。闲下来的时光越长,黎元洪也就越是不耐,甚至有些度日如年。
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便会更强烈的思念故土,想念家乡,特别想听到乡音。
幸好常有湖北的乡亲们来找黎元洪帮忙。乡亲们可不知黎元洪是近乎被软禁在这里,认为他是堂堂的副大总统,位高权重。碰到了实在解决不了的事,便来找黎元洪相帮。
黎元洪知道,但凡有办法,乡亲们不会轻易来找他。因此,只要能说上话,只要能想出办法,黎元洪都是有求必应。
袁世凯为显示他和副总统亲密无间,以及维护副总统的权威,曾不止一次的嘱托下属:黎副总统有什么事,特别是个人的私事,诸如安排个人之类的事,一定要尽全力去办,一定要给足副总统的面子。
有袁大总统的“旨意”,只要黎元洪出面,乡亲们所托之事,一般都能顺利解决。
这一天,有个白发苍苍的婆婆,急切地找到黎元洪。一见面就给黎元洪跪下,高喊副总统救命。
黎元洪慌忙扶起,细问缘由。原来这婆婆是大名鼎鼎的《大汉报》创始人黄石庵之老母。
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二日,也就是武昌首义的第二天,汉口出现了宣传武昌起义的传单,传单名为《大汉报》。
当时汉口尚未光复,在张贴《大汉报》传单的地方,贴有江汉关道齐耀姗的“告白”。双方都在争夺舆论阵地,行动也都特别迅速。
正值人心浮动之时,寻常市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更想搞明白怎么回事。对来自官方的消息,人们已经习惯于不信任不关心。《大汉报》传单每天至少一期,很快成了大家最想看的东西。贴《大汉报》传单的前边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围着很多人。
十月十五日,《大汉报》传单升级为报纸。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第一份宣传革命党主张的报纸,公开进入大众的视野,立即引起各界的关注,第一天就销售了三万多份。
报馆门前门庭若市,来买报的,抢购批发报纸的,来祝贺的络绎不绝。
外国人也来湊热闹,带着翻译,一进门就喊“革命万岁”。
国外媒体纷纷来电祝贺,美国《纽约报》称《大汉报》为“革命之先锋”,英国《秦晤士报》称《大汉报》为“湖北首领报”,法国巴黎《日日新闻》则用《大汉报》证实,拿破仑的一句话——“一报纸贤于十万毛瑟枪之言”。
《大汉报》在国内的影响尤其大。鄂军政.府的决议、任命、布告、檄文、消息等一经其登载,马上不胫而走,很快会家喻户晓。九江、上海、湖南的销量最多,有力的支持了那几个地方的起义,而事实上这三地也是最早响应首义之地。
武昌起义初期,清廷封锁消息,京津地区,有人不惜五十金买一张《大汉报》。广东、陕西、山东、四川等地,《大汉报》售价也常在一二元之多。
“洛阳纸贵,不如《大汉报》贵。”“一张《大汉报》,十万毛瑟枪。”是一段时间里,挂在人们嘴上的话,足见《大汉报》在当时影响之大。而这《大汉报》的创始人,就是胡石庵。
胡石庵,亦名人杰、金门,号天石、忏憨室主,天门竟陵镇人。
父乔年,字鲁生,清翰林侍读,历任乡试副考官、江汉书院长。
胡石庵十七岁以案首入学,博闻强识,被誉为“鄂中奇才”。十九岁赴北京,与谭嗣同交好,是戊戌变法积极参加者。
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回武昌,肄业于经心书院,结识唐才常。一九零零年辅助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胡任参谋。事败躲到上海,被捕入狱。
获释后投保定徐锦帆军,胡任教练,曾与八国联军作战。兵败后,徒步回鄂,再入经心书院。因公开鼓吹革命,被开除。
在武昌卖画为生,结识刘静庵等,曾跻身“汉营”,秘密运动新军。
一九零四年襄助刘静庵、吕大森等组织武昌科学补习所。同年冬与马天汉、王禹田等设伏汉口火车站,谋炸清兵部侍郎铁良,事泄被捕。
审讯时,武昌巡警道冯启钧以刀一柄、银一锭置胡面前道:“听若所欲也,但一言”。
胡愤然作色,抉银持刀,昂然回答:“皆欲也!公必欲如何也?五步流血矣!”
最后终因证据不足获释。
随赴上海,为报馆撰文,参与爱国学社活动;次年回武昌。
《大汉报》不仅宣传武昌首义,也指导人的行为。
起义初期,有很多过火行为,城内捕杀满人成风,甚至见满人就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