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一个重大的分歧,发生在对外借款上。
南京临时政.府因财政极其困难几乎无法运转,曾试图与华俄道盛银行签署一个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以全国税收做抵押。
多少年了,国人早就为外债和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来,南京临时政.府有什么权力支配全国的税收?参议院讨论此案时,湖北议员刘成禺愤然离场,以辞职相威胁。
《民生日报》趁机发难,连篇累牍刊文痛斥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
黎元洪也就此事致电孙.中.山:“前清借款之失,我辈呼号力争,言犹在耳。遽自效尤,何以谢我民国?……”声称自己和湖北军政.府:“固守鄂中已历半载,戌马危急之顷,绝不敢言借债抵税,以误国民。”表示了对借债的坚决反对。
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民社与统一党、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合并为共和党,黎元洪当选为理事长。共和党成了参议院院中可以和同盟会抗衡的主要力量。
七月十四日,共和党鄂支部成立,孙武当选为支部长。
原来,湖北的革命组织是以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和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合合分分,现在则被共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而取代。
不久发生了我们在第一卷中曾提到了的“群英会事件”。
“群英会事件”从表面看是对着孙武来的。当时的孙武,个人利欲有些膨胀,作风也很跋扈,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和排斥一起革命的同志,各方对他多有不满确是事实。
但“群英会事件”也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投身革命的人,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追求,就是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在这个大目标下,大家是能够联合起来,采取一些联合的行动。比如,武昌起义前的共进会和文学社。
但是。每个组织,毕竟都是独立的组织,有各自的愿景和诉求。因此在有些方面,有些场合,这些在某个目标下联合起来的组织,很有可能成为相互对立的存在。
同样的,每个个人所以加入某个组织,从根本上说,这个组织代表了他的切身利益。当大家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大家同样也是能联合起来,采取联合的行动的。但是,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独立的个人,当他投身一个事业时,也会有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向往和追求,特别是有的人,甚至会怀有很高的奢望。
当这些奢望在起义胜利后得不到满足,就可能怀有很大的怨气,就可能迁怒于人。比如在“群英会事件”中,很多人就把这股怨气,和诸多不满加到了孙武身上。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共患难容易,同富贵难。
任何举事和变革,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但如果把事情办得尽量合理一些,各种关系协调得好一些,考虑问题全面周到一些,矛盾和冲突就会少一些,情况也许就会好很多。
比如,南京临时政.府組成时,如果照顾到首义功臣一些,民社很可能就不至于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如果孙武能把湖北的问题,处理得好一些,或许,“群英会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但是。南京那边搞得不好,民社分离出去了。孙武这边搞得不好,“群英会事件”也发生了。
孙武事先得到了消息,逃到了汉口。事后,他找到邓玉麟,想调兵对群英会进行报复。但城内的部队都布置在防御区,武昌一线都是“群英会事件”的发起人黄申芗的十四标驻守,无兵可调。
后来,经汉口富商蔡辅卿、李紫云从中调解,达成休兵条件。
第一、黎都督位置不变,大家共拥之。
第二,乱兵回营,商铺复市。
第三、孙武“于报端刊登养疴外游之广告”辞职。
黎元洪一方面批准了孙武“养疴外游”,另一方面对“群英会事件”发起人黄申芗的行为进行了斥责。因影响太坏,造成的损失太大,最后以五千元送黄出洋。
所有的内斗,其实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在这个事件中,黎元洪还算是受益者,大都督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巩固。
他借机撤消了一直被他视为心中大患的军务部。
“群英会事件”惊动了南京临时政.府,黎元洪为此而致电孙.中.山和各机关:“顷接军界同人呈称:军务部孙武不克称职,请予更換削来。查孙武当起义之前,奔走呼号,尚着劳勋。洎莞军务,煞费经营。近以心力交瘁,丛脞时虞,不愿以疲惫之身,久膺军寄,迭请解职养疴。虽元洪优予慰留,未加冗许,而该部长谦抑之怀,终必欲洁身引退,以避贤路。此次佥请更换,既昭各同志之公道,亦遂该部长之初心。元洪亦未便强留。现正遵照临时政.府电谕改部为司,委任曾广大为军务司长。”
孙武和共进会的一些人,没有因此而嫉恨黎元洪,而是把这笔帐记到了文学社,也就是同盟会身上。原来的共进会和文学社,现在的民社和同盟会,本来就有很多积怨,现在,这怨恨更深了,从而对湖北的局势,乃至全国的形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只不过这个时候的黎元洪,还处于二边都拥护的状态。
孙中山获悉武昌电报后,很快回电,进行调解:“昨夕接鄂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