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麟要留在指挥部坐镇,其余诸人蔡济民、张振武、马荣、程瀛等,带着一排人立刻前往黄土坡。马荣已经问明了具体地址,在前面带路。
赶到谢国超家,黎元洪正在吃早饭。见来了这么多全副武装的兵士,并不慌乱,看样子已经猜想到这些人的来意。
他起身平静地问:“局势被搞成这个样子,你们来找我何事。我平日里带兵并不刻薄,想大家不会难为我们吧?”
“黎协统,哪儿的话,我们是请您出来主持大局的。”张振武连忙说出来意。
黎元洪摇头,“你们革命党人人材济济,还用得着我这个外人吗?”
“黎协统,新军都信服您,方方面面也都看好您,您不出来,难以服众。”蔡济民很恭敬地说。
“就请协统帮这个忙吧!”马荣在旁附和。
“不是革命党人,我说话有人听吗?”黎元洪显然在要条件。
“黎协统,我们拥戴您出来,自然听您的,我们不是兵变,也不是乱军,是一些有信仰有追求的热血男儿。平素里我们能感觉到,黎协统和瑞澂、张彪之流不一样,是个忧国忧民、希望救民于水火之人。您从不与我们革命党人为敌,我想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推翻旧制度,开辟新天地。”
黎元洪显然是被蔡济民的这一番豪气所感染,言到:“看来我不去,你们也要动强。这样,我就和你们走一趟,看看情况。”
很明显,黎元洪是有思想准备的。
来人相互看看,松了口气,他们本来是做了动强的思想准备的,没想到黎元洪这么容易就答应了。总要做一点准备,马上派人回楚望台报告好消息,作好迎接的准备。
一个常听到的说法是,黎元洪听到有人来,吓得藏了起来。后被起义人员找到,从床下拉了出来,于是便有了“床下都督”的说法。后来经过有人查证,不过是有人恶意中伤和无聊之人的闭门造车。
民国初年,曾有个叫蔡寄鸥的记者,根据这个谣传,写了篇《新空城计传奇》,在《震旦民报》上连载,因此而将此无稽之谈以讹传讹并广泛留传。
有人当时曾主张黎元洪将这个小报查封,将这个造谣之人抓起来。黎元洪听了后不屑一顾的说:“这些人的毁谤,何损我一根毫毛,稍有知识的人看到这东西,都能看出这是向壁虚造的故事,是在诋毁武昌起义。假如我把这家报纸封了,外间反而会认为是真的。让他们炒作去吧,不去管他。”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故事中。接下来,这些人护卫着黎元洪来到楚望台时,吴兆麟已经带人排成两行迎接,鸣枪吹号,场面热烈。
黎元洪在前,张振武、蒋济民,邓玉麟、熊秉坤跟随其后。
士兵见到黎元洪走进楚望台,好像有了主心骨。此消息在新军中传开,大家一个晚上的惊恐,紧张、疲惫一扫而光。
四十一标三营的起义者尤其自豪,和起义军站在一起是他们的长官。
黎元洪的到来,成了武昌首义的定海神针。
要做的事情很多,黎元洪马上召集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开会。
简单听了吴兆麟汇报情况后,黎元洪问大家:“你们革命党人的后援在那里,钱粮在什么地方?”
当时谁也没想这方面的事。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该如何回答。
场中的邓玉麟反应恨快,他怕黎元洪丧失信心,打退堂鼓,就无中生有的说:“京山的刘英正已经集结了十万大军。三日内就可开到武昌。制造银币、铜币的官局,已被我们控制。现库存三千万白银,足够我们近期用了。”
黎元洪看了看邓玉麟,接着问大家:“瑞澂和张彪都已经逃脱,如果他们请来援兵,怎么办。我在海军待过,海军的大炮可厉害,武昌城经受不住几炮弹的,武昌守不住怎么办?”
邓玉麟马上回答:“焦达峰将很快起事,湖南是我们可靠的后方。”这倒是真实的。
邓玉麟(1881—1951),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石桥村人,土家族;一八九四年投入清军中当兵,后入新军第三十一标,继升为炮八标正目。一九零八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之后离开军队,但仍在武昌、南京等地做运动新军的工作。武昌起义后入鄂军都督府谋略处任职,不久先后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鄂军第七协统领、第四镇统制。
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北京总统府军事谘议官,授衔陆军中将。一九一六年赴沪参加讨袁,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临时政.府参议。一九二一年任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爆发后,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战役。
邓玉麟一九二七年后脱离军界,迁居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后拒绝侵华日军及汉奸收买,后去重庆,任国民党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回到巴东,一九四六年选为国大代表,任首义同志会理事。1949一九四九年借口病滞留巴东,拒绝赴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邓玉麟作为开明人士代表,曾任巴东县人民政.府秘书长。但令人痛心的是一九五零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