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虽是军界中人,也热心社会事务,并积极参与其中。
一九零九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湖北也是重要发生地。在留日的爱国学生鼓动下,武汉的绅、商、学、军各界闻风而动。为统一行动,成立了铁路协会,黎元洪是协会的军界代表。
由于办事热心,被协会众人推举为组织领导者之一的协会委员。他积极的为协会出谋划策,支持选代表入京请愿。为了解决活动的经费,他还组织在军队内进行募捐,他个人也带头捐款。
这验证了恩格斯的那句话:“最先的抗议,往往是从统治阶级内部发出的。”
黎元洪从社会最低层起步,接触的是新式教育,身居官场多年,对清廷统治的腐朽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不是革命党,也从未参加过革命党人的活动,但他在心底是同情革命党人的。
革命党人在新军的活动,他虽然没提供过帮助,但很多时候是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如果没有太大的风险,他也是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提供方便的。
革命党人刘静庵入马队第一营当兵,黎元洪当时是马队一营管带。他见刘静庵谈吐不俗,就提拔为护升,协理文书。第二年刘静庵与黄兴联络的信件被截获,密告到黎元洪处。黎元洪不咎其罪,叫人示意刘静庵托病辞职,了却此事。
刘静庵(1875—1911),湖北潜江人。原名贞一,又名大雄,字敬安、敬庵,一九零三年赴武昌加入湖北新军。
一九零四年参加科学补习所,谋划长沙起义未果。也曾与王汉、胡瑛密谋行刺清廷户部右侍郎铁良。
同年以担任美国教会阅报室司理为掩护,订.购革命书刊,组织演讲,宣传革命。
一九零六年主持创立日知会,被推为总干事,联络军、学、绅、商各界,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
十二月计划于武汉发难,以响应萍浏醴起义。后被叛徒诬告为通缉在案的哥老会首领刘家运,于一九零七年被捕。
一九零九年被判处永远监禁,在狱中坚持读书,团结狱友,并以“铁血军”名义宣传革命活动。一九一一年因备受酷刑,在武昌首义前病逝狱中。
一九零六年,江西萍乡发生了一起土匪冒充革命党人的暴动,惊动了清廷。清廷急电南京,武汉出兵镇压。
湖北军最高长官张彪派黎元洪带兵前往。出发前,因为搞不清暴动的是土匪还是革命党,黎元洪就给军官们开会,特别强调,此次军事行动,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搞清楚暴动的是革命党还是土匪,对二者是要不同对待的。
若是祸国殃民的土匪,没说的,就是要坚决镇压。若是革命党人,则要多多劝解,多用政治手段化解矛盾。因为这些人是有信仰的人,行事有自己的追求和道理,不能采取简单的镇压手段。
到达萍乡后,黎元洪没急于用兵,而是和当地百姓了解这伙人的情况。当得知这些人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时,断定这伙人是打着革命党旗号的土匪,立即组织进剿。
这伙土匪本来想打着革命党旗号浑水摸鱼,见他们的伎俩被识破,逃之夭夭做鸟兽散。黎元洪带着他的部队,在萍乡驻扎了二个月。买卖公平,秋毫不犯,当地人从未看到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
离开时,当地民众自发送黎元洪所部“亲民牌伞”,那种类似于万民伞的东西,虽然比不上朝廷给的那些嘉奖,但又是任何奖赏都比不上。
“楚报”主笔张汉杰,是日知会会员,撰文抨击湖北巡抚陈變龙出卖主权,陈大怒。他并不知张是革命党,却硬给张汉安个革命党的罪名,说张这是在鼓吹革命。勾结英国驻武汉领事,将张汉杰逮捕,引渡,交陆军执法处审理。
陆军执法处长是满族人铁忠,是黎元洪的朋友。黎元洪得知此事后,没有人找他帮忙,他却主动找到铁忠,为张汉杰说情。
言道:“彼弄笔之书生耳,以口舌刻薄,致触当道忌。若必仰承意旨而严惩之,则舆论将集矢公之一身,公何必取媚于一人,而犯众怒乎?”
铁忠听了黎元洪的话,觉得有道理。他对巡抚陈變龙本无好感,实在没有必要为他而为千夫所指,于是就想把张汉杰无罪释放。但遭巡抚陈變龙百般阻挠,无奈轻判了一年监禁。后陈變龙调理武汉后,又是黎元洪设法,将张汉杰提前释放。
在武昌首义之前,黎元洪辖下的二十一混成协内,也是日知会等革命党人密布,活动也相当热络。有人提醒黎元洪,再不加管控,会受到这些人的牵连,黎元洪还是视而不见。
有一天,下属施化龙偷着向他报告,说有好几个营里,都发现了革命党人的活动。请示黎元洪如何处理。
黎元洪和施化龙个人感情不错,可以无话不说,对施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张彪)闻之,更难办理。”
不久,时任连长的革命党人潘康时,从事秘密活动被发现,案子搞得很大,黎元洪保不住了。从事革命党活动是重罪,为了让潘康时能够轻松过关,黎元洪做通了营长的工作,向上写报告时,说潘康时是聚众吸食鸦片。将潘康时撤职了事。
潘康时一直记得黎元洪的这份恩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余因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