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前线的北洋军和川军,虽然在兵力上是压倒多数,装备也远超护国军。但由于士气低落,加之北洋军和川军间的矛盾,和士气高昂的护国军对阵,也只能处于下风和守势。
而护国军军方面,由于兵力和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想取得大的突破也很难。
在一片厌战的声浪中,蔡锷等人开始把战略重点转向了争取陈宦和四川独立上。既能减少流血,又能取得更大的收效,这当然是最好的事。
其实,在交战的过程中,双方也有私下的联络和沟通。
除了陈宦和蔡锷有信使互通外,冯玉祥也曾先后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是在内心深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曾对外表示:如果坐视袁世凯称帝,当初为什么要参加推翻清廷争取共和的起义?
蔡锷想得更长远,和冯玉祥讲,如果能劝说陈宦宣布独立,对护国大业贡献更大,冯表示他一定会尽力。
张敬尧也有信给蔡,申述个人的主张,表示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希望他能宣布独立,用行动来证明。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
陈宦接到袁世凯的停战要求后,正求之不得,随即向蔡锷发出停战书:
“云南此次起事,全国皆知,原由爱国起见,并无丝毫个人恶感。兹者帝制经已取消,公等目的亦已达到,而大局尚岌岌不可终日,凡以国事为前提者,即当设法维持。蔡公爱国达士,想亦与表同意。兹请通示前敌,暂行停战,以便双方讨论善后办法。敝处亦当分示北军长官,立即停战。素仰我公大公无私,谅能不趋于个人感情作用,有以教我。其余详细办法,已面嘱敝处代表,亲赴台前,面述一切。”
蔡锷复陈宦书:
“敬诵大函,得领宏教,不胜钦佩。所云此次云南起事,特为护国起见,诚然诚然。当时锷等以为起事之后,可用军事上之态度,表示国人反对帝制之意。如袁氏而良心不昧,即当俯从民意,中止帝制行动。讵料袁氏并无悔祸之心,竟又调派大军南下,以实行武力压制。以为如此,则真正之民意,可以被其压倒,而帝制可成功。因此致令生民涂炭,将士丧亡,举国骚然,四民失业。袁氏岂能辞其咎耶!及见人民反对日烈,帝制终无成功之望,始不得已勉行取消。论者以为袁氏至此必能退位以让贤者,乃复尸位不去,此非吾人所能解者。
“试问袁氏居此失败地步,能否掌执国家大权,操纵如意。即使能之,又试问袁氏尚有何面目以见国人。今姑将道德廉耻暂置勿论,又试问当此纪纲法律、对内对外之威信,荡然扫地之秋,袁氏焉能举国中之有才有德者以供其指挥耶?袁氏独行五年于此,试问成效何在?据吾人所闻,袁氏屡次布告国人,自谓当初不欲再入政界,因辛亥时迫于公义,国人之请,不得已始出肩任国家大事,以尽爱国爱民之苦衷。
“兹者举国国民,同声要求袁氏退位,为袁氏计,亦只有自行卸职之一途,始不与其所谓爱国爱民之宗旨相抵触。否则帝制今虽取消,焉知将来不死灰复燃。请问我公果有何等担保足以取信国人耶?或者以为袁氏退位,不免有新发生之竞争,致使国家趋于危境。锷则以为大谬不然。袁氏果能退位,继位问题不当以武力解决,应以法律解决之。《约法》不云耶,若遇总统退位,则其责任职权,当以副总统继续肩任。袁氏果去,则黎副总统照法律上应继其后。同时应按《约法》,召集国会,另行选择正式总统,当不至生若何纷争也。”
北京政事堂亦有电给护国军,请求停战。电云:
“急。永宁毕节探送蔡将军、云南唐将军、南宁陆将军、贵阳刘护军使鉴:顷帝制发生,实非元首本意。当日群言蜂起,元首尚认为不合时宜。乃中外有力之人,群相推戴。诸公亦同在赞成之列,勉强承认,并未正位。滇省发难,致动干戈,元首既有罪己之文,吾辈亦负罔上之责,即诸君以为共和不宜改变,初亦可直言无隐,弭患无形,迨事发而舒之以兵,已伤国家元气。大总统不忍生民之祸,且深体诸君维护共和之忱,下令撤销,痛自引咎。
“在诸君目的已达,帝制永无复活之期。而外顾大势,内顾民生,渔利纷乘,哀鸿遍野,阋墙御侮,正在此时。若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诸君明达,当不其然。务望诸君罢兵息民,恢复原气,则中外舆论,亦以为诸君大公元我,确有诚意捐除成见,自感召天和。若于撤销帝制之后,逞忿不已,相持太急,祸及同根,则非特拥护共和之功不能建,恐亡国之祸亦将随之。辛亥以还,八方云扰,危者复安,伊谁之力?此是平心之论,非阿好之言。禹、汤圣人,不免罪己。诸君宁不念国际地位,人民惨状,而忍忘同舟共济之义,蹈抱薪救火之讥乎?倘必张脉偾兴,不为平情酌理,则瘠牛愤豚,惟力是视。为丛驱雀,为虎作伥,诸君又何利焉?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转祸为福在诸君一念之间耳!柄势不可再沦,民心不可再涣,唯诸君实图利之!政事堂统率办事处。”
蔡锷复北京政事堂电:
“帝制撤销后,二庵派员持条件来商,首言仍戴袁项城为总统,再以他条